1999 年深秋的山西晋中，平遥县宁固镇黄山村被一层洗不掉的灰雾裹着。村东头王家的青砖大院里，白幡被穿堂风扯得猎猎响，纸扎的童男童女立在灵堂两侧，脸上的红油彩在昏光里透着股说不出的僵气 —— 这是给王家老爷子王拴柱办丧事的第三天。
王拴柱今年七十一，开春时还能扛着锄头去地里翻土，谁料四月里一场急风似的中风，直接把人钉在了炕上。起初还能哼几声，后来连眼睛都睁不开，喉咙里只冒 “嗬嗬” 的痰响，浑身的肉一天比一天松，最后瘦得只剩层皮裹着骨头。王家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殷实户，大儿子王建国在县里民政局当股长，走哪儿都揣着搪瓷茶缸；二儿子王建军是村小学的校长，戴副金边眼镜，看着文质彬彬；三儿子王建业更出息，在省城跑煤炭运输，家里停着三辆东风大卡车，是村里人眼里实打实的 “万元户”。
按理说老爷子走了，三个儿子该哭天抢地才对，可灵堂里的唢呐吹得再响，也没见哥仨掉过一滴泪。来吊唁的老邻居凑在墙角嘀咕：“你看建国那烟抽的，建军还在跟人聊下学期的课表，建业更甭提，接电话时还笑呢！” 这话传到王建国耳朵里，他只撇撇嘴：“哭能当饭吃？老爷子躺了半年，我们仨遭的罪还少吗？”
这话倒没掺假。王拴柱瘫了以后，老伴早没了，伺候人的活儿全落在三个媳妇身上。起初还能轮着来，可时间一长，谁都受不了 —— 老爷子大小便失禁，换尿布时那股酸臭味能呛得人吐；有时候半夜犯糊涂，手乱抓乱挠，把媳妇的胳膊抓得全是血印。王建国的媳妇私下跟他闹：“再这么下去，我也得躺炕上！要么找保姆，要么…… 想个别的法子。”
“别的法子” 这四个字，像根毒刺扎进了哥仨心里。七月里的一个晚上，王建业把两个哥哥叫到自己家的堂屋，关上门，从怀里掏出个用红布包着的东西。“我托太古县的朋友问了，有个神婆能‘帮’老爷子走得痛快些，就是要价高点，得五千块。” 王建国手里的烟蒂 “啪嗒” 掉在地上，王建军推了推眼镜：“这…… 是损阴德的事吧？” 王建业冷笑一声：“阴德能当饭吃？你没见你媳妇昨天哭着要回娘家？”
最终，哥仨还是点了头。
三天后，神婆来了。是个干瘦的老太太，穿件黑布褂子，手里拎着个油布包，进门就说：“老爷子阳寿还有三年，你们要断他的命，得用‘烛咒’—— 白蜡烛、红绳、生辰八字，烧完了，人就没了。” 她从油布包里掏出东西：蜡烛是用黄纸裹的，摸上去发凉；红绳细得像头发丝，透着股腥气；黄纸是粗糙的草纸，上面早画好了看不懂的符号。
神婆让王建军写下老爷子的生辰八字，然后把黄纸缠在蜡烛上，红绳一头拴着蜡烛，另一头紧紧勒在王拴柱左手的中指上 —— 那手指已经干瘪得像根枯树枝，红绳一缠，立马显出一圈紫印。“点着吧，烧完就好了。” 神婆把蜡烛放在炕沿上，划了根火柴。
蜡烛一着，一股奇怪的味道就散开来 —— 不是蜡油味，是像腐叶混着血的腥气，闻得人喉咙发紧。火苗是幽绿色的，明明没有风，却一个劲地往王拴柱那边飘。哥仨站在门口，看着蜡烛一点点变短，黄纸慢慢卷曲、发黑，红绳也跟着烧起来，那根拴着中指的红绳，竟像是有生命似的，越勒越紧，把老爷子的手指勒得发紫、发黑。
炕上的王拴柱突然 “嗬” 了一声，眼睛猛地睁开 —— 那眼睛里全是白翳，没有一点黑眼珠，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他的手开始乱抓，指甲在炕席上抓出一道道白印，喉咙里的痰响越来越大，像有东西要从嗓子里爬出来。王建国想进去看看，被神婆一把拉住：“别碰，碰了会缠上你。”
蜡烛烧到一半时，王拴柱的身体突然抽搐起来，手脚僵直，像被抽了筋。哥仨看得浑身发冷，王建军的腿肚子直打颤，王建业别过脸，不敢再看。直到最后一点蜡烛烧完，黄纸和红绳化成了灰，神婆才走过去，探了探王拴柱的鼻息，说：“走了。”
哥仨这才松了口气，可走到炕边一看，又慌了 —— 王拴柱的眼睛还睁着，嘴巴大张着，像是在喊什么，舌头伸出来一点，颜色是紫黑的。怎么掰都掰不拢，怎么按都按不上。王建业急了：“这可咋整？下葬时这样，村里人该起疑心了！” 神婆说：“没事，下葬时用麻绳捆住棺材，他就闹不起来了。” 说完，拿了钱就走，连口水都没喝。
如今办丧事，哥仨最担心的就是棺材里的老爷子 “闹”。可前两天下葬倒还太平，直到头七这天晚上，出事了。
那天吊唁的人走得晚，哥仨在灵堂里屋的大炕上睡得正香。王建军睡眠浅，半夜十点多，突然被一声 “嘎巴” 脆响惊醒 —— 那声音像是木板被掰裂，从灵堂那边传过来。他竖起耳朵听，又一声 “嘎巴”，比刚才更响，还带着木头摩擦的 “吱呀”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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