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此时“起义军”之类的称呼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
处于当时历史现场的起事者不过只是一群走投无路的农人。
一群被迫拿起武器的“乞食者”。
“与其忍饿待毙，不若抢掠苟活之为愈”。
造成这一切的除了天灾，还有大明王朝本身。
民众的变乱随着灾情饥荒的发展而不断升级。
延安府等地本就贫瘠，加之连年旱涝，清涧、安定、宜川、米脂等县更是因灾生疫。
百姓“或以灾祲荒芜、或以疾疫死亡、或以盗贼外窜，颠连疾苦，情景堪怜。
这些起事的人，大多不是什么“反贼”，只是想活下去的普通人。
史载他们“各携其妻孥、亲戚置营中”，举家相随，只为活命。
抢到粮食就分着吃，抢不到就挖草根。
有州县官曾问过一个跟着王嘉胤的老农：“你不怕杀头吗？”
老农答：“杀头不过一刀，饿死却要受几天罪，不如拼了。”
与陕西隔河相望的山西，同样深陷困境。
天灾下百姓以野草、树皮充饥，米价涨至每石白银四两至六两。
而官府“新旧并催”赋税，百姓“鬻子卖妻，剜心敲髓”。
山西北部的大同府亦是边防重镇，边军“十月无粮”，军屯被占、沦为私役。
早在天启七年冬就发生过阳和标兵哗变，乱局一触即发。
面对愈演愈烈的危机，陕西三位封疆大吏。
三边总督史永安、延绥巡抚岳和声、陕西巡抚胡廷宴，却走出了三条截然不同的“错路”。
史永安：上疏无策的“传声筒”
三边总督史永安掌管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军务，本是平乱核心。
可这位总督在崇祯元年九月被以建魏忠贤生祠罢免前。
大半年时间只做了一件事：向朝廷告急。
他看得清问题的根源——军饷欠得太多，边军活不下去，才会跟着乱民走。
在他的奏疏里，满是对军饷的焦虑：
崇祯元年三月，三边总督史永安上奏“延饷积欠相因，自天启元年以前至天启七年，共欠一百五十余万，致使各路军饷积欠至二十七个月”。
延绥镇数万饥饿的士卒“食不果腹，衣不覆体，盈庭腾诉，麾之不去”，火山之爆发就在一发之间！
可除了上疏，史永安几乎没采取任何实际行动。
他既没派兵去剿那些刚起事的小股义军，也没想着安抚饥民。
不是他不想，是他不能动。
当时朝廷的注意力全在辽东，后金的威胁还没解除，根本没心思管陕西的“小乱”。
史永安的奏书送上去，大多石沉大海。
偶尔有批复，也只是“着该督自行筹措”“严饬将领约束士兵”之类的空话。
而此时史永安刚刚接任三边总督不久，整顿屯田还未收到成效。
三边的军饷全靠朝廷京运，大军一动金山银山米山面山；
他手中无粮无饷，连麾下标营都不敢动——怕士兵出营剿贼剿着剿着就投贼了；
加之民乱本属陕、延两位巡抚职责，他主防蒙古套部，不便越俎代庖。
于是，这位三边总督，无奈就成了个“传声筒”。
把陕西的困境传给朝廷，再把朝廷的空话传给地方。
眼睁睁看着起义军从几十人、几百人，变成几千人、上万人。
岳和声：讳疾忌医的“甩锅者”
面对起义军崇祯元年二月才上任的延绥巡抚岳和声比史永安更消极。
他管着延绥镇的民政和部分军务，最清楚边军和饥民的困境，却因病重无力理政、更怕担责。
最后的应对之策，却是“捂盖子”。
当时朝廷对“边兵为盗”的事情格外敏感。
若是让崇祯知道延绥的边军跟着起义军反了，他这个巡抚肯定要被问罪。
所以，每当下面的州县报告“边兵作乱”。
他都立刻驳回，说“此乃内地饥民，与边兵无干”；
有将领来报“逃卒与流贼合流”，他就骂将领“谎报军情，动摇人心”，甚至把报信的人打一顿板子。
他把责任往陕西巡抚胡廷宴身上推。
在给朝廷的奏疏里，岳和声反复强调“陕西之乱，皆因内地饥民流窜至延绥，煽动边军”；
把锅甩给陕西巡抚胡廷宴，说胡廷宴“不管内地饥民，任其流窜”；
又说史永安“督管不力，导致军饷拖欠”。
可他自己呢？
既没组织赈灾，也没加强边墙的防守。
甚至连延绥镇的很多粮仓都没派人看守。
结果，不少粮仓被饥民抢了，粮食成了起义军的“补给”。
岳和声的“讳疾忌医”，让延绥成了起义军的“温床”。
王嘉胤等义军，在延绥一带来去自如，抢了粮就往山里躲，官府连他们的影子都抓不到。
等到史永安催他出兵剿匪，他才勉强派了几百人去。
结果士兵们“刚见到义军就跑”。
这些饥军自己都没饭吃，哪里有心思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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