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后金反应迅速,努尔哈赤立即派二贝勒阿敏、四贝勒皇太极率领三千精锐反扑。
毛文龙因兵力薄弱,无法抵挡后金主力,于七月二十七日被迫率部转进朝鲜,移驻朝鲜宣川郡林畔驿馆。
后金军队随后抵达镇江,对响应毛文龙的民众展开报复,“掳走曾响应毛文龙的一万二千人,并杀了不少人”,剩余三万余名难民渡江逃往朝鲜。
明廷初闻镇江大捷时极为喜悦,下令登莱、天津水师二万人策应毛文龙。
命王化贞督率广宁兵四万人进据三岔河,联合蒙古部落乘机进取辽东,并任命登莱水师将领王绍勋为镇江副总兵,升毛文龙为参将,命其驻守镇江或朝鲜义州,作为收复辽东的根据地。
但辽东经略熊廷弼(此时已复任)却对镇江大捷持否定态度。
认为毛文龙在“尚未联络朝鲜并准备好军马”的情况下轻举妄动,打草惊蛇,导致后金屠杀南四卫军民,破坏了他的“三方布置”战略,指责此次胜利是“奇祸”而非“奇捷”。
兵科给事中李遇知、登莱巡抚陶朗先等官员附和熊廷弼的观点,弹劾毛文龙“擅启边衅”。
一时间,毛文龙不仅未获封赏,反而陷入“被逮捕治罪”的危险境地。幸得内阁首辅叶向高上疏力辩,称毛文龙“深入敌后,孤军破敌,虽有过失却功大于过”。
直至十月十三日,天启帝才下旨认可毛文龙无罪,暂时化解危机。
与此同时,毛文龙向朝鲜国王李珲提出进驻义州、请求粮草兵马接济的要求,却遭到朝鲜婉拒。
朝鲜担心接纳毛文龙会“启我国不测之祸”,仅允许其驻留在宣川、铁山一带,未提供任何实质援助。
在内有朝臣弹劾、外无朝鲜支持、后金持续施压的情况下,明军水陆并进收复辽东的计划被迫搁置,毛文龙的敌后抗金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
天启元年十月,天启帝正式授毛文龙为“平辽副总兵”,承认其敌后抗金的合法性,王化贞也派六艘船只运载粮草接济毛文龙,缓解其物资短缺问题。
十月下旬,毛文龙率部偷袭长奠、永奠、大奠、宽奠、叆阳、凤凰城等后金据点,上报斩杀后金兵四千余人(另有记载称两三千人),虽未收复城池,却有效袭扰了后金后方。
努尔哈赤为消除西征广宁的后顾之忧,于十一月十八日派阿敏率领五千精锐,前往朝鲜进攻毛文龙。
十二月十五日,阿敏在朝鲜人的引导下,渡过结冰的鸭绿江,突袭毛文龙驻守的林畔驿馆。
此时毛文龙未得到王绍勋水师的策应,孤军奋战,形势危急。
所幸林畔有大小二馆,相隔二十里,后金情报有误,误以为毛文龙驻守大馆,遂以主力围攻,而毛文龙实际驻于小馆。
激战中,毛文龙的中军丁文礼、降将陈良策以下一千五百余人战死,毛文龙则乔装成普通士兵,在七次击退后金骑兵追击后,仅率二十名残兵突围至朝鲜定州。
定州守将担心引火烧身,拒绝接纳毛文龙,毛文龙只得出城与后续赶来的残兵会合,退回弥串堡。
此次林畔之战成为毛文龙抗金生涯中的一次重大挫折。
天启二年正月,努尔哈赤乘胜攻陷辽西广宁,王化贞出逃。
广宁右屯卫陷落,毛文龙在此避难的三百余名亲属及家丁再次惨遭杀害,家族两次遭遇灭顶之灾,更坚定了他抗金到底的决心。
尽管屡遭挫败,毛文龙的抗金行动仍得到明廷认可。
同年夏,他上疏请求“兵五万,期捣奴巢”,后又调整为“必得兵四万而后可以有为”。
但明廷因财政拮据、兵力匮乏,仅陆续调集闽兵三千、淮兵八千、浙兵三千一百补充其兵力,且其中五千淮兵在渡海时遭遇风暴,漂至各岛未能抵达,实际兵力补充有限。
天启二年六月初四日,天启帝擢升毛文龙为“平辽总兵官,署左军都督府都督佥事”,使其成为独掌一方兵权的高级将领。
御史崔呈秀奏请赐毛文龙尚方宝剑,天启帝本有意应允,后经叶向高劝止而作罢,但毛文龙的地位已显着提升。
此时,朝鲜因持续受到后金“捉拿毛文龙”的压力,一方面拒绝后金要求,另一方面多次劝说毛文龙“避入海岛”,利用海洋屏障自保。
毛文龙也意识到,后金骑兵虽强却不习水战,海岛是理想的抗金根据地,此前在出兵镇江时,广鹿岛渔民李景先曾向他建议以朝鲜铁山附近的皮岛为基地,这一建议此时被毛文龙采纳。
天启二年十一月初,毛文龙率部正式入驻皮岛。
皮岛位于鸭绿江口之东,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地理位置险要,既可监视后金动向,又能联络朝鲜与登莱水师,且易守难攻。
因皮岛及周边岛屿位于辽东半岛以东,故被泛称为“东江”。
毛文龙所领军镇也因此俗称“东江镇”,明末东江抗金根据地正式建立。
入驻皮岛后,毛文龙并非仅专注军事,而是推行“练兵、兴学、通商、屯田”并举的治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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