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七年秋，紫禁城的鎏金瓦当还沾着晨露，乾清宫内却已弥漫着死寂。
明熹宗朱由校龙驭上宾的消息，像一场骤雨打落了满朝文武的从容。
十七岁的信王朱由检身着孝服，在文华殿接过传国玉玺时，手指仍在微微颤抖。
他接过的不仅是皇权，更是一个内忧外患的烂摊子。
魏忠贤阉党把持朝政，后金铁骑虎视辽东，百姓流离失所，国库空空如洗。
新帝继位未满一月，便以雷霆之势铲除魏忠贤及其党羽，朝野震动。
清理阉党余孽的同时，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十二月，崇祯皇帝重新组建了一个内阁。
虽然这个内阁并非如天启初年，全部是东林党人为阁臣。
可首辅、次辅却是由东林党人韩爌，钱龙锡分别担任。
崇祯让这个东林党人主导的内阁负责审理魏忠贤的案子，给他们报仇雪恨的机会。
凡是曾经攀附魏忠贤的朝官，大多被赶出朝堂。
东林党第二次的“众正盈朝”在崇祯朝的初年又再次到来了。
此时，阉党已除，辽东战局成了崇祯帝心头最急的事。
在次辅钱龙锡的举荐下，（首辅韩爌曾是袁崇焕的座师）一份份奏疏如雪片般递到御前。
内容惊人地一致：请复起袁崇焕。
袁崇焕本是天启朝的抗金名将，宁远一战挫败努尔哈赤，是宁远大捷的功臣。
却因宁锦之战被天启评价此人“好开海口，暮气难鼓”而赶回乡！
可眼下满朝文武“章满公车”，皆言“辽东危急，非崇焕不可救”。
崇祯帝翻着奏疏，指尖在“袁崇焕”三字上反复摩挲。
此时辽东经略王之臣在崇祯二年正月末初议逆案中，因曾疏颂魏忠贤冠带闲住。
三月钦定逆案，王之臣因有督师之劳从轻发落，仅名列末等“计开”。
他太需要一场胜利来稳固自己的新政，也太需要一个能担起辽东重任的人。
天启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袁崇焕接到第一道圣旨：任都察院右都御史，管兵部添设右侍郎事。
十二月二十八日，崇祯帝又赏其锦衣卫指挥佥事恩荫，以补偿他此前的宁锦之功。
崇祯元年四月初三日，更重的任命来了：
袁崇焕被擢升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登莱、天津等处军务。
全面接管辽东防务，替代刚被罢免的王之臣。
此时袁崇焕尚未抵家，催他北上的使者已“络绎道路”。
七月十四日，建极殿后的平台上，崇祯帝召集群臣，特宣袁崇焕出班问策。
新帝身着龙袍，目光灼灼：“先生可有平胡方略？”
袁崇焕深吸一口气，上前一步，掷地有声：“倘皇上假臣便宜，计五年而东夷可平、全辽可复！”
殿内瞬间寂静，随即爆发出低低的惊叹。
崇祯帝猛地直起身，龙颜大悦：“若先生能复辽，朕不吝封侯之赏！”
辅臣李标、钱龙锡等人纷纷称赞，直呼袁崇焕为“奇男子”。
可没人注意到，袁崇焕转身时额角的汗珠。
“五年复辽”一半是自己惯爱开海口，一半是为了安抚急于求成的新帝。
袁崇焕的“五年复辽”虽非单纯忽悠，但也绝非有什么把握。
本质是在明末内外困境下，基于战略构想对崇祯作出的政治承诺与激励表态，而非严谨的军事计划书。
要理解这一行为，需结合当时的背景和袁崇焕的深层考量：
一、 崇祯的迫切需求与明朝的现实困境：
崇祯继位后急于扭转辽东颓势，对“复辽”有极高期待。
且明朝财政濒临崩溃、军队士气低落，急需一个明确目标凝聚人心。
袁崇焕若不给出具体期限，不仅难以获得崇祯的全力支持（粮饷、兵权），还可能被视为畏战。
“五年”是他在君臣对话中，为争取信任和资源而提出的激进但能振奋人心的时间框架。
二、 袁崇焕的战略逻辑支撑：
他的核心思路是“以守为攻、先固后战”。
先凭借关宁锦防线挡住后金攻势，再逐步恢复辽东民生与军备。
同时尝试通过议和（作为缓兵之计）争取时间，待实力碾压后再图收复。
其杀毛文龙，直接原因就是毛文龙不听节制、虚报兵额，且其部对后金的牵制作用已大幅减弱。
袁崇焕希望通过整顿东江镇实现辽东军事统一指挥。
这一行为符合他“集中权力推进战略”的思路，而非单纯为了议和。
三、 对风险的误判与政治压力：
袁崇焕并非完全没考虑“五年复辽”失败的后果，但他低估了两点：
一是后金的机动性（后来皇太极绕开防线入关，直接动摇了崇祯对他的信任）；
二是崇祯的多疑性格——崇祯既渴望成功，又无法承受失败。
一旦战局不如预期，“五年复辽”的承诺便会从“激励”变成“罪证”。
此外，明末党争激烈，袁崇焕的战略本就是面临多方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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