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心、粮饷既定，洪承畴即刻着手重构秦晋剿寇大局。
昔日杨鹤西堵东剿方略弊病极深：
将两万三边精锐远调山西绞杀寇首王嘉胤，致使延绥北疆只剩老弱辅兵守边，防务空虚。
王嘉胤虽死，王自用收拢数十万饥民盘踞晋地，乱局迁延难平。
一旦费书瑜趁机北上，三边门户洞开，秦晋流寇若是合势，整个西北再无宁日。
权衡利弊之后，洪承畴传六百里檄文至晋西。
令驻守河东的王承恩、曹文诏、杨嘉谟三部，抽调一万精锐西渡黄河、回防延绥；
剩余兵马留守晋西隘口，持续牵制王自用部，不令山西防线彻底崩塌、陷入两头皆失的绝境。
大军渡河返程需一月之久，这段空窗期，恰好为他收拢兵权、整肃军务、稳固根基留出时日。
待河东万余精锐全数归陕，北疆防务兵力方才充盈。
至此，麾下战力排布成型：
三万久经厮杀的三边老牌西军，搭配一万总督直辖精锐中军，四万野战精锐，已是四镇可调之极限。
北疆抵御蒙古的守边堡卒，分毫不可挪动，一旦边防空虚、胡骑入塞，便是他无力承担的封疆重罪。
夜深人静，诸将尽数退去，行辕只剩烛火一盏。
洪承畴独留掌号幕友议事，二人对着各镇仓储档册、钱粮簿册细细核算，推演朝堂可调拨的全部资源。
帐内烛火微暗，诸幕僚尽数退至廊下候命，仅掌案幕友趋至舆图一侧，语声压得极低。
“东翁，世人皆将此寇归为陕地祸患，实则大谬。
费书瑜本是延绥标营一介千总，随总戎吴自勉赴畿辅勤王，大军久缺行粮，士卒哗变，才被乱兵推作倡首。
彼时中枢调万余兵马往剿，反倒一触即溃，甲马军械尽落其手；
朝廷诸公举措失当，任其收拢各路溃卒。
待他横穿山西，晋地三镇坐拥山河关隘却坐视不拦，至渭北扎根时，麾下已聚数万百战之师，已然尾大不掉。
我三边不过接手旁人遗下的残局。”
洪承畴指尖轻敲图上渭北地界，一声轻叹，满是无奈：“此间本末，我岂会不明，然此寇今盘踞关中，朝廷诸公岂会自认其责？”
幕友微微躬身，言辞含蓄：
“自然不能当众将罪责推给公卿。
寻常陕北土寇作乱，朝中向来吝惜兵饷，一应损耗尽数压给各镇自筹。
可此乱肇于京畿，连天子禁军都不能制，本是庙堂接连失策酿成的巨祸。
大人新督三边，初掌西陲兵权，若能平定此巨寇，方能安定西疆、稳固自身坐镇根基。
不妨据实上疏，请拨十万专项剿饷、调川豫客兵协剿。
若朝廷肯足额补给，各路兵力汇聚，便可合围一举剿灭巨寇，根除西疆心腹大患；
纵使朝廷吝惜财力，难满所求，这份逐条陈述原委的奏疏亦是立身凭据，日后战事有失，旁人难以独责西陲守备疏失。”
洪承畴凝眸舆图半晌，心中反复权衡利弊，深知此计进退皆有余地，当即依言上书。
朝廷自知祸乱根源在京畿，理亏在先，当即下旨令川、豫二省各调万余精兵入关中助剿。
奈何两省督抚各以本地防务吃紧为由，仅遣三千老弱疲兵戍守边境，始终不肯调精锐入境合力围剿；
原先奏请的十万两剿饷，经户部、兵部、内帑多方挪凑，到头来也只筹集到三万两。
案头催战圣旨源源不断送入行辕，朝野百官日日盼着平贼捷报，二人对着单薄饷册相视，心底一片冰凉。
洪承畴沉默片刻，低声道：“这般饷银兵力，何谈合围全歼。”
幕友捧着户部饷册低声叹道：“朝堂公卿、各省督抚尽数惜力避责。
东翁，如今足额合围、一举全歼的谋划已然不可行。
我等何苦耗竭三边多年积攒的精锐，独自承揽四方遗留的祸局。
只需层层布防、步步挤压，将此寇逐出关中便足矣。
一旦贼军离开陕境，往后再起风波，自有他处封疆官吏承其干系。”
朝堂旨意虽下，实则援兵、饷银双双落空。
各省皆存自守之心，无半分协剿诚意，凑齐六万大军合围的预想彻底破灭。
一战全歼寇众的良机已然错失，可朝堂催战圣旨却络绎不绝，朝野百官日日翘首盼捷。
他新接总督印信、手握朝廷饷银，若一味坚壁固守、迁延不战，转瞬便会被扣上养寇自重、贻误封疆的罪名。
前有强敌难战，后有朝堂重压。
反复权衡利弊，洪承畴终定当下最稳、最妥、风险最低的破局方略：
不求速战、不贪全歼，以步步为营、筑垒蚕食为核心。
大军层层推进、连寨互保，逐步压缩寇军机动空间，终将费书瑜主力逼出潼关，斩断其盘踞关中的根本。
南北两路同步压进：北路王承恩、杨嘉谟自延绥由北向南，逐堡筑寨、稳步推进；
西路洪承畴亲统杨麒、贺虎臣各部，自西向东收拢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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