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王朱高煦“卸甲归府”后的日子，并非真正的沉寂。相反，他的声望与影响力，正如无形的藤蔓，以一种令人心惊肉跳的速度，悄然渗透并掌控着帝国的方方面面，尤其是那新拓的、庞大无比的疆域。
随着漠北、中亚、南亚大片土地名义上纳入大明版图，一个空前庞大、也空前棘手的官僚需求摆在了朝廷面前。数以千计的新职位需要填补——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指挥使……从高级封疆大吏到基层官吏，空缺多得让吏部官员头皮发麻。
朝廷开始大规模选调、提拔官员，奔赴各方“蛮荒之地”进行管理。这本是无数官员梦寐以求的晋升机会。
然而，这些被派往新领土的官员们很快发现了一个残酷而现实的问题：
在那些刚刚被汉王朱高煦用铁血手段“说服”的地区，大明皇帝的圣旨，可能还不如汉王殿下的一幅画像好使。
当地的部落首领、贵族、乃至普通牧民百姓，可以不知道北平的紫禁城在哪，可以没听说过太子是谁，但绝对听说过“朱高煦”这个名字以及他那支“不死军团”的恐怖传说！汉王的威名，是用实实在在的杀戮和征服烙印在他们灵魂深处的恐惧。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派去的官员，如果想要站稳脚跟，想要推行政令，甚至想要保证自身安全，最有效、也是最无奈的办法，就是时时刻刻将“汉王”这面大旗扛出来。
“此乃汉王殿下钦定之律法！”
“汉王殿下虽归京师，然目光如炬，仍在关注此地！”
“此事若办得好，本官或可上奏汉王殿下，为尔等请功！”
类似的话语，成了新官员们的口头禅。他们不知不觉间，就将自已的权威与汉王的权威进行了绑定。久而久之，他们发自内心地意识到，自已的乌纱帽能否戴稳，政绩能否凸显，甚至身家性命能否保全，关键不在于远在天边的皇帝和朝廷，而在于那位虽然隐居王府、却依然能决定这片土地命运的汉王殿下！
于是，很自然地，这些官员开始主动向汉王府靠拢。他们的奏报，开始习惯性地抄送汉王府一份；遇到难题，会下意识地思考“汉王殿下会如何处置”；甚至暗中向汉王表达忠心，将自己视为汉王派系的“门生故吏”。
文官系统，就这样被无声无息地渗透、蚕食。
而武将系统，则更加直接和赤裸。
那些驻守在新领土的卫所军官，几乎清一色是经历了西征淬炼的三千营老兵提拔上来的！他们本就是朱高煦最狂热的信徒。如今分散各地镇守，俨然成了汉王影响力的辐射点。他们之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形成一个以汉王为唯一核心的庞大军事网络。
至于京营和其他地区的武将，或许原本并非汉王嫡系，但在朱高煦那旷古烁今的军功和三千营无敌神话的映照下，几乎所有的武将都达成了一个共识：汉王朱高煦，就是大明军神！是军队的荣耀和未来！若将来真有那么一天，需要在皇帝和汉王之间做出选择，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如此一来，朱高煦虽身居王府，终日看似只是饮酒作乐、陪伴王妃，但他的影响力却如同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朝廷每往新领土派出一名官员，每在新地设立一个衙门，每委任一名武将，都像是在为汉王的权力大厦添砖加瓦。
朝廷的政令，出了直隶地界，尤其是到了新领土，往往需要借着“汉王”的虎皮才能畅行无阻。
地方的奏报，汉王府甚至可能比皇宫更早看到更详细的版本。
军队的效忠之心，更是毫不掩饰地偏向了汉王府。
朱棣依然坐在龙椅之上，但他痛苦地发现，自已对这个帝国的掌控力，正在肉眼可见地流失。他的旨意，越来越需要经过“汉王是否满意”这道无形的过滤器。他就像是一个被架空的符号，而真正的权力核心，已经转移到了那座看似平静的汉王府。
朱高煦什么也没做，只是待在家里。
但他的名望、他的旧部、他打下的江山、以及因管理这江山而不得不依附于他的整个官僚和军事系统，已经自发地、不可逆转地将他推向了权力的终极王座。
不争而天下莫能与之争。
无为而治，莫过于此。
这种局面，让太子一党绝望，让朱棣感到无比的无力，也让所有明眼人都清晰地看到——大明的天，早就变了。只差最后那一声号角，或者，只需要汉王殿下某天早上起来，轻轻点一下头。
鸡鸣寺，禅房。
气氛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凝重。朱棣面沉如水，端坐在主位，尽管努力维持着帝王的威严，但眉宇间那抹难以掩饰的疲惫和焦躁却出卖了他。太子朱高炽坐在下首，胖硕的身体显得有些佝偻，脸色苍白，不住地用绢帕擦拭着额头的冷汗。皇太孙朱瞻基则站在父亲身后，年轻的脸庞上写满了不甘、愤怒，以及一丝被巨大压力碾轧后的惊惶。
他们三人，几乎是代表着大明正统的最高权力核心，此刻却如同被困住的野兽，将最后的、也是唯一可能破局的目光，投向了那个枯瘦的老僧——姚广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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