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年（1931年）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东京—南京—奉天。
东北抗日联军在营口—本溪会战中全歼日军三个常设师团的惊天消息，如同一声毁灭性的惊雷，炸响在日本列岛上空。这场远超日俄战争时期任何一次战役损失的惨败，不仅彻底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更在日本帝国内部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地震和激烈内斗，其冲击波迅速扩散至中国南京政坛，使得本就微妙的国内局势再添变数。
东京，永田町，军部大楼。
昔日不可一世的军部大楼内，此刻笼罩在一片难以置信的恐慌与互相指责的狂躁之中。参谋本部 和陆军省 的官员们面色惨青，来回穿梭，却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应对方案。惨败的战报像一记记重锤，砸得他们晕头转向。
这场惨败立刻成为军中对立派系攻讦的绝佳弹药。
统制派（主张稳健扩张、总体战）大佬永田铁山 少将拍案怒斥：“无能！彻头彻尾的无能！关东军、朝鲜军一再独走，轻敌冒进，终于酿成如此弥天大祸！这是皇军建军以来前所未有的耻辱！必须有人为此负责！” 其矛头直指与皇道派关系密切的前线将领，意图借机清洗对手。
皇道派（主张激进行动、尊皇讨奸）骨干小畑敏四郎大佐则反唇相讥：“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增援不力、决心不足！如果三月间就将国内师团主力倾巢派出，以泰山压顶之势碾碎支那军，何来今日之败？是统制派的犹豫和私心，贻误了战机，葬送了数万忠勇将士！”
双方在御前会议、军部内部会议上吵得不可开交，几乎拔刀相向，体制内的理性决策机制已濒临瘫痪。
一直对关东军“独走”持默许甚至纵容态度的裕仁天皇，在得知三个师团被全歼的详细战报后，也感到了巨大的震惊和恐惧。他紧急召见内大臣牧野伸显，语气中带着罕见的焦虑：“战局何以至此？军部的保证何在？” 在听取了牧野关于国内经济困难、国际压力增大、以及被俘和阵亡官兵高达数万人（林幼邻手中有3万余日侨和战俘，还有5万多头鬼子遗体）的汇报后，裕仁意识到事态已严重到危及国本和皇室声誉。他最终定下基调：“满洲事件，已不可再扩大。当务之急，是体面地结束军事行动，必须赎回被俘将士和阵亡者遗体，此乃政治要务。国内经济已不堪重负，不可再战。” 这实际上否定了军部继续增兵再战的企图。
币原复出与秘密使命： 根据天皇的旨意，以稳健和国际协调着称的前外相币原喜重郎 被紧急请出山。天皇给予币原的秘密指令非常明确：“此事源于与广西派系（桂系）的冲突，南京蒋总司令政府并无实际控制力。你可绕过南京，直接前往广西，与李德邻、白建生等实权人物谈判。首要目标是赎回俘虏和遗体，可适当付出代价。可运用在日华侨（约1.9万人）作为谈判筹码，并可提供部分物资资金，务求达成协议，平息事端。” 币原深知此行艰难，但皇命难违，只得秘密筹备前往中国南方。
天皇的“退缩”和币原（被视为统制派妥协路线的代表）的复出，彻底激怒了少壮皇道派军官。以陆军中佐桥本欣五郎 为首的一批激进军官，秘密组建了“樱会”，认为“国贼已在枢要”，必须用“清君侧”的非常手段，推翻现政府，建立军人独裁，才能贯彻“昭和维新”，挽回败局。一场针对政府高官和统制派大佬的政变阴谋，开始在暗地里紧锣密鼓地策划。
南京，黄埔路官邸。
蒋总司令将载有李幼邻、冯庸联名捷报的电文狠狠摔在桌上，脸色铁青，胸口剧烈起伏。巨大的办公桌前，何应钦、陈诚、顾祝同 等心腹将领垂手肃立，大气不敢出。
“娘希匹！五万四千人！全歼日军三个师团！” 蒋总司令的声音因极度的愤怒和一种难以言喻的嫉妒而颤抖，“他李幼邻！他桂系！是想干什么？想当民族英雄吗？想把中央置于何地？！”
他猛地转向何应钦等人，目光锐利如刀：“敬之（何应钦），辞修（陈诚），墨三（顾祝同）！你们都是带兵的人，你们跟我说实话！如果……如果是你们，指挥我们最精锐的部队，在东北那种环境下，面对日军三个常设师团的进攻，有没有可能……取得这样的战果？哪怕是击退，有没有可能？”
何应钦、陈诚、顾祝同三人面面相觑，脸上都露出极其尴尬的神色。他们深知中央军与日军的装备、训练差距，更清楚在失去东北军配合、后勤不继的情况下，要达成如此战果，简直是天方夜谭。最终，何应钦干咳一声，硬着头皮回答：“校长……日军师团战力强悍，装备精良……我军若与之正面决战，恐……恐难有胜算，更遑论全歼。李幼邻此战，恐有多重侥幸因素，且东北军残部亦出力甚大，不可一概而论。” 这话等于承认了中央军办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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