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熙缘咬破一个小笼包，汤汁烫了嘴，她用纸巾擦了擦，说：“你们能活着，是因为你们自己有东西。我只是帮你们看清楚那个东西值多少钱。”
徐阳想继续说，她打断了他。
“明天早上的车，今晚早点睡。账上的钱够撑到年底，对赌的下一阶段目标我已经发你了，自己好好看。”
第二天清晨，出租车在酒店门口等着，她拖着行李箱出来，上海的冬天有点阴，风大，冷。
她在车里给罗汶发了条消息：
“我今天回去，晚上到家，让妈给我留饭。”
三秒后，罗汶回了一个字：
“好。”
然后又多发了一条：
“茅台今天涨了6块，姐，你快回来，这股票我快算不过来了。”
罗熙缘看着这条消息，把手机揣进外套口袋，闭上眼靠在车窗上。
快算不过来了。
她差点笑出声。
……
罗汶在班上的处境很微妙。
他不是那种招摇的人。自从姐姐去了上海，他每天早上七点进教室，上课，回家，再去农场那边帮刘爷记数据，然后把四条线的日流水汇总成一张表格，发给姐姐。
他没跟同学主动提过家里的事，但村子太小，消息比蒲公英还跑得快。
全校都知道罗汶家里养猪暴富了，在县城买了整栋楼，姐姐还去上海谈生意。
这导致了一件麻烦事。
班里有个叫钱宝生的，父亲是镇上的包工头，一贯嚣张，见罗汶家里有了钱，反倒来找茬——他用一种有技巧的方式挑衅罗汶。
上周数学课，老师让大家在草稿纸上验算，罗汶做完了，钱宝生就大声说：“哦，有钱人就是有钱，连题都做得比别人快，不会是提前看答案了吧？”
周围几个人笑了一下。
老师在黑板上没听到。
罗汶坐在原位，没动，头也没抬，把那道题重新看了一遍，在旁边又验了一次，确认没错，把草稿纸翻面，做下一道。
他不是不清楚钱宝生什么意思，只是没必要在这里浪费时间。
期末考试前一周，他们班搞了个联合自习，数学老师王老师点名让几个平时成绩靠前的学生上黑板讲压轴题。
被点到的两个同学，上去之后都卡住了，一个写了两行停下来，一个在黑板上修改了三遍，越改越乱。
然后王老师点了罗汶。
罗汶走上去，接过粉笔，把题干从头看了一遍。
他做过这道题，上周姐姐寄回来的习题集里有个类似的变体，他当时做了三遍。
他开始写，一边写一边讲，节奏慢，每一步都说清楚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么转化，转化完之后再往下走。
底下开始有人拿起笔，跟着记。
王老师靠在讲台旁边，看着黑板，把书翻开，对照罗汶的思路，低头做标记，偶尔点一下头。
讲完，罗汶把粉笔放回托槽，转身走回座位。
经过钱宝生那一排，没往那边看，但余光里，钱宝生的课本挡在桌子边缘，草稿纸上密密麻麻的抄了一堆字，全是他刚才讲的那个解题步骤。
罗汶回到座位，坐下，把铅笔放好。
王老师站起来，对全班说：
“同学们，家里条件好了，不一定是坏事。但有些人条件好了会变，有些人不变。我之前也想过这个问题。今天，我想说，罗汶没有变。”
全班安静了几秒。
然后有人鼓掌，一开始是最前排一个人，慢慢往后蔓延，变成大半个班。
罗汶坐在那里，一时不知道往哪看。
他低下头，看着桌上那本习题集。
封面已经被翻得起了毛边，有两页角落折了又折。
这是姐姐上次回来时从县城买的，说是市里高中生在用的题目，让他提前学。
他当时盯着那本书犟了两天，嫌太难，不想做。
姐姐把书拍到他面前，说了一句话：“你现在觉得难，等你初中还觉得难，那才叫真丢脸。”
说完直接走了，饭都没留下来吃。
他对着那封面憋了整整两天，最后还是翻开了。
期末考试结束那天，天气晴，太阳大，学校门口有摆摊卖烤红薯的，热气往上冒。
陈伯骑着那辆旧自行车停在校门口，车后座绑了个帆布袋，里头装着罗新德让带来的红薯。
“阿汶，考得怎么样？”
“还行。”
“你姐今天回来。”
罗汶步子一顿，然后走快了，往车旁边走，侧身坐上后座。
帆布袋里的红薯硌着他的腿，他往旁边挪了挪，掏出手机给姐姐发消息：
“陈伯来接我了，你到哪儿了？”
等了大概五分钟，回复过来：
“快到了。让妈多做两碗饭，我带东西回来了。”
罗汶把手机揣回口袋，又掏出来，发了一条：
“茅台今天又涨了。”
对面回得很快：
“我知道。”
然后是一个字：“香。”
罗汶绷着脸，把手机屏幕扣到腿上，没让陈伯看见。
陈伯骑着车，前头的路是土路，有几处坑，颠得厉害。
傍晚的风把路边的草压平了又弹起来，田里有人在收晚茬的东西，远处的炊烟是直的，没风。
罗汶坐在后座，想着那道期末压轴题，又在心里把它验了一遍。
确实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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