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砚辞当晚就在办公室里架起了一套临时监测设备，是刘主任的团队连夜运来的，看起来像是医疗仪器和通讯设备的混合体，线缆从文鸳的太阳穴一直延伸到角落里的服务器机架上。
文鸳坐在椅子里，任由贴片吸附在皮肤上，看着天花板上的灯，试图分辨哪些嗡鸣是设备的，哪些是她自己在“听”的。两种声音此刻几乎合并成一股，很难区分。
“你现在能接收到信号吗？”刘主任坐在监测屏幕前问。
“一直能，”文鸳说，“只是有强有弱。”
曾砚辞站在靠窗的位置，手里拿着那份1947年的天文档案，没有出声。沈恪坐在靠门的沙发上，面前摊开一台笔记本电脑，他正在查什么，偶尔抬起眼皮朝这边扫一下，又低回去。
刘主任在屏幕上调出一组波形，用手指点了点其中一道细小的波动：“文小姐，我现在播放一段从天鹅座X-1方向采集的原始信号，频率已经下调到可接受范围。你告诉我，你听到的是什么。”
耳机里放出一段接近白噪音的声音。文鸳闭上眼睛。
大约过了十几秒，她说：“不是随机的。有一个节拍，像是……停顿，然后重复，然后停顿。”她想了一下，“像是在等回答。”
刘主任的手在键盘上停住了。沈恪抬起头。
曾砚辞从窗边走过来，低头看了一眼屏幕，然后说：“和你的神经信号有没有在某一时刻出现同步？”
刘主任切换了一个图层，两条波形叠在一起，在某处精确地重合了大约三秒。
没有人说话。
沈恪合上笔记本电脑，站起来走过来，盯着那段叠合的波形，开口问：“你父亲导师当年收到的那份匿名技术资料，资料里的那组频率数列，你还有原件吗？”
“有，”沈恪说，“我让助理今晚整理过来。”他停了一下，“你们现在意识到一件事了吗，那份资料是匿名的，没有人知道它从哪里来。”
文鸳把耳机摘下来，放到膝上，说：“林鸢的附注里说，回声'早于任何人类技术节点三十七年'出现。如果那份技术资料的来源不是人——”
她没说完，但三个人都明白她的意思。
曾砚辞把那份1947年的档案重新翻到第一页，在接收站的坐标那一栏停下来。那个雷达站的位置，在地图上，离老宅直线距离不到两百公里。
这个细节文鸳此刻还没注意到，她正在揉自己的右侧太阳穴，试图压下刚才那段信号在颅腔里留下的余震。
第二天，曾砚辞调动了一个外人不知道存在的内部渠道，开始秘密筛查全球范围内可能具有类似神经特质的人。这件事他没有通知任何董事，只有周助理和陈姨参与协调。
筛查的范围比文鸳预想的要宽得多。刘主任提供了一份理论框架，说明这种“接收体质”在医学上几乎不会被主动发现，因为携带者本人往往将其归类为慢性偏头痛、听觉过敏或单纯的神经敏感，不会就医，也不会被任何数据库记录。能找到的，只能靠侧面迹象。
最初列入名单的，是几个有过类似报告的神经科案例，分布在日本、挪威和巴西，每一个都在接触强电磁波源之后出现了无法解释的听觉幻象，其中日本的案例还留下了手写记录，描述“听见有节律的声音，不像语言，但感觉像有意图”。
然后沈恪带来了他父亲导师整理的一批旁注。那位学者在晚年开始大量接触民间报告，标注了十几个“感官异常群体”，横跨艺术家、冥想者、少数几个盲人音乐家。他在旁注里写，这些人对特定频率的描述，和彼此之间存在着跨越文化、语言、地理的雷同。
文鸳看完那批旁注，把其中一页翻给曾砚辞看，指着那个盲人音乐家的描述：“他说他从二十岁开始，就能在某些深夜'听见'一段从来没有听过的旋律，每次都一样，像是别人的记忆。”
曾砚辞没有立即接话，他把那一页放到桌面上，沉默了几秒，然后说：“你出生的时间，陈姨为什么要问这件事？”
文鸳愣了一下，才想起来，陈姨那条消息她一直没有正式回复。
她当时在诊室里，被信号的共鸣分了神，这件事就这么搁置了。
她去找陈姨。陈姨正在整理一叠旧文件，见文鸳推门进来，把手边的那沓纸翻了个面，动作不算快，但文鸳看见了最上面那页纸的一个角，是一张老照片的复印件。她没有当场追问，而是先回答了陈姨的问题，说出自己出生的具体时间。
陈姨把那个时间记在一个小本子上，沉默地翻了两页，然后抬起头：“林鸢生前，委托我查过三个人的出生时间。”
文鸳等着她说下去。
“一个是你，”陈姨说，“一个是曾砚辞，还有一个，我当时以为是林鸢的朋友，后来才知道是1947年那个雷达站的最后一任台长。那个人在1984年死亡，死亡原因是——”她在本子上翻到那一页，读出来，“长期慢性神经损伤，伴随严重听觉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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