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说昆明四季如春，但也有缺点，那就是夏天的雨太多了，有时候一下雨就是半个月。
周赫煊好像被困在了昆明，连续三天大雨，根本就没法离开。每天晚上更是忙得不行，因为学生宿舍透风漏雨，经常半夜起来用脸盆接雨水，否则床铺就要闹洪灾。
周赫煊在下雨天也去听了几堂课，那滋味很难受。因为屋顶是铁皮做的，雨点砸下来叮叮当当像个不停，老师们只能大吼着上课。
金岳霖本来说话就小声，有次上课实在吼不出来，讲课内容完全被雨打铁皮声盖住，干脆宣布停课带学生们到屋檐下赏雨。
那天的轰炸损失也统计出来，师范学院被炸毁一栋校舍，幸无人员伤亡。校本部的行政办公楼也被炸塌，说是办公楼，其实也是土墙平房，得等到天晴才能开始组织修复。
校本部还有两个师生受伤，一个学生被炸飞的石子擦到额头当场昏迷，醒来后并无大碍；另一个讲师被埋在土墙下，腿部骨折，差点丧命，如今还躺在医院里慢慢休养。
这种情况已经算好的了，西南联大刚刚成立不久就遭到轰炸。那是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昆明，由于城内的防空报警系统不完善，共被炸死扫死两个学生、三个校工和三个教职工家属。
现在不管是拉防空警报的警报员，还是学校的师生家属们，都对空袭习以为常，人员伤亡大大减少。
如此朝不保夕的日子，不但没有把师生们吓退，反而激起他们的爱国热情。全面抗战期间，超过30%的联大学生投笔从戎，还有多名教职工也入伍当兵。
比如大诗人穆旦，此时就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读书，毕业以后留校任教。24岁时，穆旦以大学助教的身份报名参加远征军，历经九死一生才侥幸生还。
周赫煊对此有些羞愧，因为他抄了穆旦的《赞美》，他能做的就是尽量在财物方面帮忙。
来到昆明的第五天，雨停了，周赫煊把梅贻琦约到茶馆见面。
“泡茶馆”和“跑警报”是联大师生的集体记忆，他们不是在茶馆里娱乐，而是去茶馆里做学问搞研究。
西南联大只有图书馆是瓦房，不受下雨的影响。但图书馆空间有限，只能容纳少数人，剩下的就只能去附近茶馆了。茶馆里有电灯，泡一杯茶就能坐大半天，是个读书学习搞研究的好地方。
时间一长，茶馆老板就感觉受不了，有些故意调暗了光线，明摆着不想师生们来蹭位子。
梅贻琦端着茶碗盖撇沫子，问道：“周先生要走了吗？”
“明天就走，”周赫煊拿出一张支票说，“在昆明银行能取100万法币，是拿来给学校修图书馆和校舍的。图书馆太小了，规模应该扩大一些。校舍的铁皮房顶也该换了，全部换成瓦片，至少下雨天能照常上课。这些钱尽快用出去，最好立即找人购买建筑材料，否则再拖下去物价又要涨了。”
这年头是资本家都难受，别看周赫煊在四川开工厂搞房地产大赚钱财，但物价上涨的速度有可能比赚钱速度更快。现在赚几千万感觉好多好多，但再过几年都是废纸，1943年西南联大买一个电表就能花掉15万元。
与其把钱放在银行里贬值，不如把钱用在实处，至少周赫煊心里要好过一些。
当然，还有更稳妥的保值方法，那就是把钱换成黄金或外汇。四大家族带头各种存储外汇，民间人士则挖空心思储备黄金，傻瓜才把不断贬值的法币捏在手里。
梅贻琦拿着支票，感觉心头又暖又酸，他有些哽咽道：“周先生，感谢你对联大所做的一切，我会立即让人购买砖石瓦片。”
周赫煊又拿出一份电报，笑道：“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师生，已经发来回电，他们昨天就从成都启程了，还带来了美国引进的良种鸡。我只负责出钱，剩下的你们自己接洽解决，开办养鸡场的资金我会陆续汇来。”
“联大师生一定把鸡养好。”梅贻琦说。
民国时期，就属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农学院最厉害。前者始于清末张之洞，技术底子雄厚；后者就更厉害，各种国外知名农学家前来教学，一些国际友人在抗战期间也没离开中国。
这么说吧，除了部分属于苏联支援以外，新中国的农业技术发展就是靠这两所大学打下基础的——这还是在大量顶尖农学家选择前往台湾的情况下。
另外北平农业大学也比较给力，但比起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农学院还是逊色许多，主要原因是长期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导致师资和生源越来越差。
6月23日，周赫煊离开昆明。
走之前，周赫煊去拜访了龙云的三公子，感谢对方提供香烟等物资，还给龙三公子写了副字以作留念。
7月1日，《今日评论》刊载周赫煊的文章，标题为：《当今学生之任务与期望》。
西南联大虽然被称为民国最穷的学校，但他们在吃不饱饭的情况下，却办出了一本抗战期间影响最大的综合性刊物，那便是钱端升先生创办的《今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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