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武汉沦陷以后，《大公报》总部就搬到重庆，由张季鸾主持工作，而胡政之则担任香港分社主编。两人的职务没有高低之分，同样都很要紧。重庆总部主要关注国内之事，香港分部则主要关心国际新闻。
周赫煊还在成都的时候，就给张季鸾、成舍我、张恨水、史量才打了电话，约他们在3月10日于重庆周公馆聚会。
二月二，龙抬头。
这是传统农历中的“青龙节”，也是传说中的“土地诞”。不管是龙神还是土地公的生日，反正今天是要祭祀的，古时皇后送饭、皇帝亲耕，以保证一年的农业丰收。
周公馆附近就有几块农地，小麦郁郁葱葱，油菜花已快凋谢，看那模样就是个丰收之年。
成舍我和张恨水走在山间小道上，一路欣赏着盎然春色。
“心远，你说周先生约我们有什么事？”成舍我问。
张恨水笑道：“普通聚会吧。”
成舍我摇头说：“我看不像，他电话里的语气有些着急。”
“管他那么多呢，周家的伙食好，今天又能够美餐一顿了。”张恨水乐道。
两人从周公馆后大门进入，来到会客厅时，才发现史量才和张季鸾也在。
史量才笑着招呼道：“二位快来看，这是明诚从富顺文庙带回来的照片，简直匪夷所思。”
“什么照片？”张恨水凑过去。
“裸童，”张季鸾说，“崇圣祠房顶上的，多稀奇啊。”
几人传阅着照片阵阵惊叹，对裸童的来历各种猜测，但终究还是没能破解这一谜团。
闲聊片刻，张恨水突然问：“明诚兄，你今天约我们来就是看照片的？”
周赫煊突然收敛笑容，摇头道：“不，另有要事，我需要诸位先生的帮助。”
“请讲……咳咳咳！”张季鸾连声咳嗽，他的身体不是很好。
周赫煊把抓壮丁的情况详细诉说一番，郑重道：“我打算做一份调查报告，派记者分别前往云贵川湘豫粤各省，搜集国府征兆壮丁的详实数据。”
早在1939年的时候，抓壮丁就已在各省激起数次民变，但总体来说还不算太糟糕。
特别是抗战初期的两年，新兵以自愿参军为主。1939年前后开始抽丁，就是各家抽签决定谁参军，除了少数急于立功的地区，大部分的情况都比较正常，而且壮丁死亡率也很少超过一成。
但这玩意儿是愈演愈烈的，因为国府对基层和军队控制力奇差，导致许多人的胆子越来越大，开始把抽丁参军作为谋利工具。加上1940年征召兵额突然变多，而且法币贬值、物价飞涨，国府拨发的征兵款本来就不够用了，被层层侵吞后所剩无几，连壮丁一路上的饭钱都不能保证，于是壮丁死亡率呈几何倍增加。
根据蒋梦麟的回忆录来看，他1941年夏天访问一个壮丁收容所，700名壮丁从广东曲江走到贵阳，竟然死得只剩下17个——途中无人逃跑，因为赤地千里，就算逃了也是死。
蒋梦麟遇到的应该是个特例，毕竟97.5%的壮丁死亡率也太恐怖了（送兵的懒得给他们烧开水喝，也不准他们自己生火，于是路上喝生水集体患了痢疾，得了病自然更不可能给药医）。
在座的都是报界人士，他们对壮丁情况有所了解，但都只停留在前两年的老印象中，还没对今年的情况有新的认识。
成舍我说：“《立报》的记者不够用啊，别说是外省，就是川内也没几个记者。”
张恨水笑道：“我亲自到湖南或广西走一趟吧，就当是沿途采风了。”
史量才说：“这个新闻视角有点意思，《申报》可派三名记者采访。”
张季鸾道：“《大公报》也派三名记者。”
显然，这四人都还没引起重视，因为国家需要士兵打仗，抓壮丁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周赫煊也不刻意说服他们，等记者采访回来就知道厉害了。他说：“我是这样计划的，每省派去三名记者，以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名义，沿途采访壮丁收容所。遇到任何情况都不能暴露记者身份，把所见所闻全部记录下来，然后再回到重庆来进行汇总。”
成舍我苦笑道：“《立报》真没那么多记者可派。”
周赫煊说：“记者不够就另外再招，但派出去的记者一定要可靠沉稳。”
“行吧，你也是股东，你说了算。”成舍我没再拒绝。
张恨水道：“我亲自去湖南。”
“记者们的红十字会身份我来解决。”史量才道，他是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
“那就拜托了！”
周赫煊说着又强调：“我再提醒一遍，记者不要擅自发稿，因为这会影响民众参军报国的积极性，也会严重打击前线官兵的士气。”
“明白！”众人听周赫煊说得郑重其事，也都开始重视起来。
三份报纸的记者很快被派出去，不到半个月，周赫煊就收到第一封记者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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