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点，快点！”
丹妮提着自己的裙摆，一边奔跑，一边回头催促闺蜜。
薇薇安在后头好笑道：“丹妮，你应该淑女些，那只是一场艺术讲座而已。”
“周先生可不是一般的作家，听说他在法国和美国被奉为大师级人物，整个欧陆都为他的文采所倾倒。”丹妮兴奋地说道。
文学家，特别是那些大文豪，在20世纪的社会地位格外崇高，经常成为贵族和富豪的座上宾，更是演员们疯狂追逐结交的对象。
好莱坞巨星玛丽莲·梦露都红得发紫了，还经常拿着乔伊斯、惠特曼、塞缪尔等人的书合影，一副脑残粉书迷的派头，就是想要给自己沾沾文气。她还经常跟左翼作家一起喝酒嗨药，似乎这样就能变成女文青，结果却招来美国特工的秘密监视。
薇薇安（费雯·丽）刚认识第二任丈夫奥利弗时，奥利弗还只是个小有名气的莎士比亚戏剧专家，结果就把薇薇安迷得神魂颠倒，背着丈夫跟奥利弗一起私奔去美国。
放眼整个20世纪前半页，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只要你头上罩着文学家的光环，即便兜里没钱，也有大把妹子愿意跟你同甘共苦。其中不乏那些追求浪漫的富家女，不惜跟家里彻底闹翻，也要成为贫寒作家身边的缪斯。
薇薇安虽然取笑闺蜜的不矜持，但她却下意识地加快脚步，飞快地来到周赫煊演讲的地方。那是一间面积很大的戏剧教室，不仅用于授课，平时也供学生们排练和表演。
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虽然名气很大，但学生数量并不多，在校学生总数只有几百人，今天差不多都跑来听讲座了。
“来了，快看！”丹妮突然指着教室门口。
薇薇安连忙抬头眺望，只见校长先生正和一个亚洲人有说有笑，身后还跟着几位学校的教授。
丹妮惊讶道：“跟我想象中不一样，周先生好高大啊，起码有6英尺（1米82）高，我还以为亚洲人都很矮小呢。”
“亚洲也有高大的人，不过大部分身材比较瘦弱。”薇薇安纠正说。她虽然没有去过中国，但从小生活在印度——父亲是英国驻印度的军官，那里也属于亚洲。
丹妮愈发兴奋：“周先生很英俊呢，而且特别有成功人士的气度，真想跟他发展一段美好的国际友谊。对了，玛丽，是不是亚洲男人都可以娶很多妻子？”
薇薇安也拿不准：“好像是吧。”
丹妮笑道：“真是很古怪的婚姻制度，不过我可不会做他的妻子，我更愿意做他的情人。”
薇薇安听她越说越离谱，紧张地看看周围，提醒道：“小声一点，当心被别人听到了。”
丹妮压低声音问：“玛丽，中国还有皇帝吗？”
“好像……有吧。”薇薇安有些迷糊。
丹妮说：“说不定周先生还是中国的贵族，如果他拥有爵位的话，我不介意做他妻子中的一员，到时候我就是爵士夫人了。”
英国的贵族文化深入人心，别说现在，即便到了21世纪依旧保存着。
后世那位平民出身的凯特王妃，由于老妈是个空姐，所以处处受传统贵族圈鄙视。她老妈甚至被禁止参加一些贵族聚会，因为言行举止太粗鄙了，传统贵族们觉得很丢脸。
历史上，薇薇安跟第二任丈夫离婚后，却一直保留着丈夫的姓氏，只因前夫是个男爵，“男爵夫人”这个称呼多有面子啊。
这种对贵族的崇拜也影响到英国殖民地，香港那些被授予爵位的中国人，恨不得把自己的爵位刻在脑门上。邵逸夫在获得爵位以前，香港媒体都称呼他为“邵生”、“邵老板”，获得爵位以后，立马一窝蜂的改口叫“邵爵士”。
用我党的话来说，这些都是封建思想残渣，是必须铲除的皇权思想余孽！
皇家艺术学院的校长首先走上台，隆重地把周赫煊介绍一番，随即带头鼓掌欢迎他的到来。
片刻之后，周赫煊开始个人表演，他笑道：“诸位都是艺术娇子，我这个人不懂艺术，所以就不在大家的面前献丑了。今天我想从语言学的角度，来和同学们探讨一下莎士比亚戏剧……”
台下的薇薇安两眼放光，她最喜欢的就是莎士比亚，没想到周赫煊今天会讲这个。
周赫煊见台下的师生都在仔细聆听，他继续说道：“修辞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文学创作手段，莎士比亚的巨作当中，使用了大量的形式多样的修辞格，其中以明喻和暗喻两种手法最为突出。就拿莎翁的四大悲剧来说，描述人生的段落有170处，约61个段落出现暗喻，约有10个段落出现明喻。”
“《麦克白》里面有一处写道：‘生命如凋零的黄叶’，这是一种周期类概念隐喻，表达‘人生是植物的枯荣’。又比如《李尔王》里面‘厄运是投石和弓箭’、‘苦难是大海’，这是一种精神类隐喻，表达‘人生是磨难’……”
“从修辞学角度来看，明喻在形式上是相类的关系，而暗喻却是相合的关系。在戏剧和文学创作中，喻体必须拥有适宜性原则，为明喻和暗喻的使用提供认知解释。比如《奥赛罗》里有一句‘像主人的驴子一样度日’，喻体‘驴子’是范畴‘被奴役者’的典型代表，喻体的适宜性较高，因此莎士比亚在这里选择明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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