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结束后，苏炎没有立刻离开。
它在那棵树上蹲了三天。
三天里，它看见很多事。
看见那些牺牲的战士被抬上车，送往县城。卡车是绿色的帆布篷，车厢里铺着担架，一具一具遗体并排躺着，身上盖着崭新的白布。白布在晨风中微微飘动，像一面面无声的旗帜。
看见他们的战友站在路边，默默敬礼。那些年轻的战士站得笔直，右手齐眉，一动不动。有人脸上还带着硝烟的痕迹，有人衣服上还有血迹，但他们的手没有抖，腰板没有弯。他们就那么站着，目送着卡车缓缓驶过。
有个战士的手一直在抖，不是害怕，是在忍。忍眼泪。他的嘴唇咬得发白，眼眶红得像要滴血，但他没有哭出声。旁边的人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没有动，只是咬着牙，继续敬礼。
看见家属赶来，哭得撕心裂肺。
第一个来的是个女人，四十来岁，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乱糟糟的，脸上还带着从田里赶来的泥点子。她是从村子跑来的，跑了十几里山路，鞋都跑丢了一只。她扑到一具遗体前，掀开白布看了一眼，然后整个人就软了下去。
“铁牛！铁牛啊！”她抱着那具遗体，嚎啕大哭，“娘来了，娘来看你了……你睁开眼睛看看娘啊……”
那个叫铁牛的战士，才十九岁。刚入伍一年，第一次参加实战。他冲上去的时候，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胸口。他倒下的时候，手里还握着枪。
他的母亲抱着他，哭得死去活来。旁边的人怎么劝都劝不住。她就那么抱着，一遍一遍地喊着他的名字，好像这样就能把他喊醒。
苏炎蹲在树上，看着那一幕，爪子把树枝抠得死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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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卫国的妻子来了。
她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穿着朴素的衣裳，头发简单地扎在脑后。她被人从车上扶下来，踉踉跄跄地走到那具盖着白布的遗体前。
她没有哭。就那么站着，看着那具遗体，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旁边有人扶着她，她推开他们，自己走过去，掀开白布的一角，看了一眼。
就一眼。
然后她跪下去，把头埋在丈夫的胸前，肩膀一抖一抖的。
没有声音。
但苏炎知道，那是最痛的哭。
旁边站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是她的儿子，是陈卫国的儿子。孩子穿着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白衬衫，胸前还别着一条鲜艳的红领巾。他应该是被老师从学校送来的，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孩子不懂什么是死，只是拉着妈妈的手，小声问：“妈妈，爸爸怎么了？爸爸为什么不起来？”
陈卫国的妻子没有回答。
她只是抱着丈夫的遗体，无声地哭着。
旁边的战友蹲下来，轻轻搂住那个男孩。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最后他只是说：“你爸爸……是英雄。”
男孩眨眨眼睛，看着那些白布，看着妈妈抖动的肩膀，好像明白了什么。
他没有哭。只是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过了很久，他忽然开口：“叔叔，我爸爸抓了多少坏人？”
那个战友愣了一下，说：“很多很多。你爸爸是缉毒大队长，抓的坏人好几百个。”
“那他以后还能抓吗？”
战友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不能了。”
男孩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尖。那是一双新球鞋，白色的，应该是爸爸给他买的。他盯着那双鞋，盯了很久。
然后他抬起头，说：“那我长大了，替他抓。”
周围的人都在流泪。
苏炎的眼睛也涩涩的。
它想起陈卫国把防弹衣让给战友的那一幕。
“我经验多，知道怎么躲。这东西给年轻人用，他们还要娶媳妇呢。”
他让出的不是防弹衣，是活下来的机会。
37岁。15年警察生涯。200多起案子。400多个毒贩。
最后，躺在这里。
他的妻子跪在他身边，无声地哭着。
他的儿子站在旁边，说要替他抓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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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国的母亲也来了。
她是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七十多岁了，被人扶着，一步一步走过来。她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她的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干涸的河床，眼睛浑浊，但还看得见路——看得见那条通往儿子遗体的路。
她走到儿子身边，伸出手，摸了摸他的脸。
那张脸，已经冰冷了。
她没有哭。就那么摸着，摸着，很久很久。
旁边有人说：“大娘，您节哀……”
她抬起头，看着那人，声音很轻：
“我儿子……是英雄吗？”
那人愣了一下，点点头：“是，是英雄。他牺牲的时候，还在掩护战友。”
她又低下头，看着儿子，轻轻说：
“那就好。”
那就好。
苏炎蹲在树上，把那三个字翻来覆去嚼了好几遍。
那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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