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城那边的排查像一把撒进河里的网，拖了三天，拉上来全是水草和烂泥，一条鱼都没有。
高远和林建国在省城待了两天两夜，查了六个物流园、十一个停车场、无数个路口监控，那辆白色金杯面包车的踪迹在去年十一月下旬就彻底断了，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没有车牌号，没有清晰的驾驶员面部图像，没有任何一条可以继续往下追的线。
林建国回来那天晚上，整个人像被抽干了一样瘫在沙发上。
他瘦了，不是那种明显的、一眼就能看出来的瘦，是那种只有离得近才能感觉到的那种——颧骨下面的肉薄了一层，下巴的线条更尖了，警服的领口比两周前大了一号。
母亲端了一碗热汤面放在他面前，卧了一个荷包蛋，蛋黄的边上煎得焦黄焦黄的，他吃了两口，放下筷子，靠在沙发上，盯着天花板，不说话。
林月坐在他旁边，也没有说话。
她把茶几上的东西收拾了一下——把奶奶的毛线筐挪到一边，把母亲看了一半的杂志叠好放在角落，把遥控器摆正。
她做这些事的时候动作很轻，像一只在房间里悄悄走动的猫。
等一切收拾停当，她坐下来，把小本子翻开，看了一眼上面写的那些字，然后合上。
“高队说，查不下去了。”
林建国忽然开口了，声音不大，像是在跟自己说话，“所有的线索都断了。塑料桶的买家找不到，白色面包车消失在省城，王建国的手机通话记录最后几个电话都是打给陌生号码的，全是路边买的黑卡，查不到人。”
林月没有接话。
她知道这个时候不需要说话，需要的只是坐在旁边。
“家属今天来所里了。”
林建国用手掌搓了搓脸，那声音像是砂纸在木头上磨，“王建国的老婆，还有一个儿子，十来岁，上五年级了。他老婆在接待室里坐着，没哭，也没闹，就那么坐着，眼睛直直地看着前面，问他老公到底是怎么死的，问了好几遍。”
他的手从脸上拿下来，垂在膝盖上，指节粗大，指甲修剪得很短，有几根手指的指尖还沾着一点墨水，大概是签字的时候不小心蹭上的。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能说什么？说他被人勒死了？说他被冻在冰桶里四个月？说我们连凶手是谁都没查出来？”
林月伸出手，放在父亲的手背上。
那只手很凉，骨节突出，皮肤干燥，像是秋天被风吹干的树皮。
她的手指太短了，盖不住那只手，只能盖住一小部分，但那一小部分上，她感觉到了什么东西在微微地跳动着。
不是脉搏，是更深的、更慢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挣扎着想要出来的那种跳动。
“爸，你们查了王建国拉的那批货了吗？建材，二十多万的那批。”林月问。
林建国转过头看了她一眼，那一眼里有疲惫，但也有一点亮光——那种微弱的、随时可能熄灭但还在顽强地燃烧着的亮光。
“查了。货主是省城的一家建筑公司，他们去年十一月初从铁城的一家建材厂订购了一批钢材和水泥，委托王建国的车队运输。王建国是那趟运输的司机之一，他车上拉的主要是钢材。”
“钢材后来找到了吗？”
“没有。货主说那批货总价值二十六万多，王建国失踪之后，他们找过物流公司，物流公司说货已经交给王建国了，丢了是王建国的事。两边的责任掰扯了很久，最后货主自认倒霉，重新采购了一批。”
林建国停了一下，“二十六万，对一个开货车的家庭来说，不是小数目。”
二十六万。
林月在心里把这个数字跟王建国失踪的时间线放在一起。
王建国是十一月十四号出发的，他的车十一月下旬在省城郊区被发现，货物不知所终，人已经死了。
如果这是劫财，凶手为什么不把货车也处理掉？
一辆大货车，即使当废铁卖，也能卖不少钱。
把车留下，把货拿走，这不是劫财的典型做法。
“那批钢材有没有可能已经被转手卖掉了？”她问。
林建国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地敲了几下。
“高队也想到了这个。他让省城那边的同事帮忙查了去年十一月到十二月期间，省城及周边地区所有废品收购站和二手钢材市场的交易记录。但那是年底，交易量大，很多都是现金交易，没有记录可查。”
没有记录可查——这是刑侦工作中最让人头疼的几个字之一。
没有记录，就意味着没有痕迹；
没有痕迹，就意味着没有方向；
没有方向，就意味着案子只能悬在那里，像一个没有解完的方程式，等在那里，等某一天有人找到那个缺失的变量，或者永远等不到。
林月那天晚上失眠了。
她躺在母亲的身边，听着母亲均匀的呼吸声，听着林建国偶尔翻身时被子发出的窸窣声，听着窗外风吹过杨树时枝条碰撞的沙沙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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