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林建国接到了一个电话。
他接电话的时候正在阳台上跟爷爷下棋，象棋，木头棋子，棋盘是用圆珠笔画在烟盒纸上的，皱皱巴巴的，边角都翘起来了。
他的手机响的时候，他正捏着一颗马在犹豫要不要跳，看了一眼来电显示，脸上的表情变了。
他放下棋子，站起来，走到客厅里接了电话。
“嗯……嗯……好，我马上过去。”他挂了电话，开始换衣服。
“怎么了？”母亲从厨房探出头来。
“所里有事，我去一趟。”林建国把警服扣子系好，拿起桌上的车钥匙，走到门口，弯腰穿鞋。
“爸，”林月从沙发上站起来，“什么案子？”
林建国穿鞋的动作停了一下，抬头看了她一眼。
他没有犹豫，也没有隐瞒，直接说了：“市里一家花店，老板被人举报在花束里下毒。已经有人中毒住院了，医院初步诊断是急性器官衰竭，但家属觉得不对劲，报了警。”
花店。
下毒。
急性器官衰竭。
林月的脑子里那台机器又开始运转了。
她站在原地，看着林建国拉开门，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楼道里，看着门慢慢关上，听着他的脚步声在楼道里渐渐远去。
声控灯亮了又灭，灭了又亮，然后彻底暗了。她站在那里，站了很久，久到母亲在厨房里喊了她好几声她都没听见。
她在想一个问题——在花束里下毒，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凶手？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选择的是什么毒？
为什么要让对方半个月以后才发作？
这些问题的答案她一个都不知道，但她的直觉告诉她，这个案子跟她之前办过的那些都不一样。
以前的案子是暴力的、直接的、血淋淋的，但这个案子是缓慢的、隐蔽的、不动声色的。
像一滴水，一滴一滴地滴在石头上，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滴得久了，石头也会被滴穿。
她走到阳台上，推开窗户，冷风迎面扑来，带着雪和泥土的气味。
楼下的杨树光秃秃地站在那里，枝条在风中轻轻摇晃，像无数只干枯的手臂在向天空无声地呼喊。
爷爷还坐在阳台上，面前的棋盘还在，棋子还在，但他没有继续下，只是坐在那里，手里拿着一颗没放下去的马，看着窗外的天空。
“爷爷，”林月说，“你觉得一个人为什么要用花来下毒？”
爷爷把马放在棋盘上，落子的声音很轻，但很清脆，像一滴水落在石头上，滴答一下。
“因为花好看，”他说，声音不大，“好看的东西，没有人会防备。”
林月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空荡荡的街道。
雪还在下，细细的，密密的，像有人在天空中撒盐。
一片雪花落在她的手背上，凉凉的，六角形的，在她的体温中慢慢融化，变成一小滴水，顺着她的手指滑下去，滴在地板上，不见了。
林建国是第二天早上才回来的。
他进门的时候，林月正在吃早饭，小米粥，配着奶奶腌的芥菜丝，咸香脆爽。
他换了鞋，洗了手，在餐桌前坐下来，母亲给他盛了一碗粥，他喝了两口，放下碗，搓了搓脸，搓得很用力，像是要把什么东西从脸上搓掉。
“花店那个案子，”他看着林月，没有铺垫，没有犹豫，“有点意思。”
林月放下粥碗，等着他说下去。
“中毒的人姓陈，叫陈丽华，四十五岁，是市二中的老师。半个月前开始出现恶心、呕吐、腹痛的症状，去医院看了，说是急性肠胃炎，开了药，回家吃了几天不见好，反而越来越重。上周六晚上，突然呼吸困难，被送到急诊，进了ICU。医院初步诊断是急性器官衰竭，但查了半天，找不到原因。”
林建国从兜里掏出那个笔记本，翻到最新的一页，“昨天，有人往派出所寄了一个匿名包裹，里面是一封信和一截树枝。信上写着：‘陈丽华不是生病，是中毒。毒在她的花里。’”
“树枝是什么树枝？”林月问。
“夹竹桃。”
林建国说，“市局技术科连夜做了检测，从陈丽华家里找到了一束干花——是半个月前她过生日的时候，一个同事送给她的。”
“那束花里，确实掺了夹竹桃的枝叶。技术科的人说，夹竹桃的毒素，微量摄入不会立刻致死，但会慢慢损伤心脏和肾脏。连续摄入两周以上，就会出现急性器官衰竭的症状，跟陈丽华的病情完全吻合。”
林月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地画着圈。
夹竹桃。
她知道这种东西。
铁城很多老小区里都种了这种花，叶子窄长，花朵鲜艳，红的白的粉的，开起来一簇一簇的，好看极了。
但它全株有毒，叶、花、树皮、汁液，没有一样是无毒的。小时候母亲告诉过她，“只能看，不能碰，碰了要洗手”。
铁城的孩子都知道这个道理，因为铁城种夹竹桃的地方太多了，学校、医院、机关大院，到处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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