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傍晚，林建国接到了一个电话。
他正在厨房里帮母亲切菜，听到手机响，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接起来，听了没两句，脸色就变了。
他放下菜刀，走到客厅里，声音压得很低，但林月的耳朵捕捉到了几个关键词——“失踪”“小女孩”“八岁”“平房区”。
她放下手里的棋子，从凳子上滑下来，走到客厅门口，靠在门框上。林建国挂了电话，转过身看到她，没有回避她的目光。
“月儿，爸出去一趟。”
他已经开始穿外套了，动作比平时快，“铁西那边有个八岁的小女孩失踪了，下午出去买酱油，到现在没回来，家里人急疯了。”
“我跟你去。”林月说。
这句话没有经过大脑，是直接冲出来的。林建国穿外套的手停了一下，低头看着她。
他沉默了两秒，然后说了一个字：“好。”
母亲从厨房探出头来，手里还握着锅铲，想说点什么，但看到林建国脸上的表情，又咽了回去。
爷爷坐在阳台上，隔着玻璃门看了一眼，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什么也没说。
林月穿上棉袄、围巾、帽子、手套，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
她跟着林建国走出家门的时候，外面的天已经黑了，路灯还没亮透，橘黄色的光在半明半暗的暮色里显得格外柔和，像一层薄薄的、温热的、贴在皮肤上不会留下痕迹的膜。
楼下的杨树静静地站在那里，枝条上挂着一层薄薄的霜，在路灯的照射下泛着细碎的光，像披了一层银色的纱。
林建国开着桑塔纳穿过半个铁城，在铁西区的一片平房区停下来。
这个地方林月认识——上辈子她来过很多次，铁城最大的棚户区之一，密密麻麻的平房挤在一起，巷子窄得只容一人通过，屋顶上的烟囱冒着黑烟，空气里弥漫着煤炉子和酸菜缸的气味。
失踪小女孩的家在巷子深处的一栋平房里，门口已经围了七八个人，有邻居，有亲戚，一个个表情焦急。
一个中年女人坐在门槛上哭，嗓子已经哑了，但还在一声一声地叫着女儿的名字。
林建国蹲下来，跟那个哭得说不出话的女人说话。
林月站在旁边，没有插嘴，只是安静地听着。小女孩叫圆圆，八岁，下午四点半左右出门去巷口的小卖部买酱油，然后就再也没回来。
小卖部的老板说圆圆确实来买了一瓶酱油，付了钱，提着袋子走了，大概是四十五左右。
从巷口回家，走路只需要两分钟，但两分钟的路程，她走了三个小时还没走完。
林月的目光扫过周围的环境。
巷子很窄，两边都是低矮的平房，几乎没有空地。
巷口的小卖部有一盏昏黄的灯，勉强照亮了门前一小片区域。巷子里没有路灯，全靠住户家里的灯光从窗户里漏出来。
圆圆的家的门口放着一个塑料小板凳，上面还放着一把没有剥完的蒜瓣，像是谁正在剥蒜，突然放下了，站起来去干什么事，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剥完。
“爸，”林月拉了拉林建国的袖子，“她家门口那个板凳上的蒜，是谁在剥的？”
林建国低头看了看那个板凳，又看了看哭得说不出话的女人。
他走过去蹲下来问了一句，女人哑着嗓子说：“圆圆剥的，让她去买酱油，她说剥完蒜再去，我说不着急，你先去，回来再剥。”
圆圆没有回来。
那把蒜还留在板凳上，蒜皮散了一地，在风中轻轻地打着旋。
林建国站起身，开始组织人手排查。
高远也来了，带来了几个民警，在平房区挨家挨户地敲门询问。
林月跟在林建国身后，没有走远，但她的眼睛一直没闲着——她看着每一个角落，每一条巷子，每一扇亮着灯或没亮灯的窗户，每一辆停在路边或巷口的车辆。
她在找一个不符合常理的东西，就像上次在修车铺的监控里看到那辆白色面包车一样。
平房区的东边有一片废弃的厂房，砖墙上的白字写着“安全生产”四个大字，但字迹已经模糊得几乎看不清了。
厂区大门敞开着，里面长满了荒草，风从破败的窗户里穿进穿出，发出呜咽般的声音。
这个时代的铁城，到处是这样的废弃厂房，像是一个个巨大的、沉默的、拒绝开口说话的证人。
林月盯着那片厂房看了几秒，然后在心里做了一个决定。
“爸，”她拉了拉林建国的袖子，“那边有个厂房，要不要去看看？”
林建国顺着她指的方向看过去。
那片厂房他见过，几年前去过一次，处理一起偷盗电缆的案子。厂区很大，废弃多年，里面有很多房间，很多角落，很多可以藏人的地方。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叫上了高远，三个人打着手电筒走进了那片厂房。
手电筒的光束在黑暗中划出一条条白色的线，照在满是灰尘的地面上、满是涂鸦的墙壁上、满是碎玻璃的窗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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