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林建国回来了。
他进门的时候脸色很不好，嘴唇干裂，头发乱糟糟的，眼睛里全是血丝，像是一夜没合眼。
他在门口站了几秒，好像需要一点时间才能从那扇门外面那些气味和画面里把自己拔出来，然后再走进这个干净、暖和、没有血腥味的家里。
母亲给他倒了杯热水，他接过来握在手里，没有喝，就在沙发上坐下了。
“男的叫孙强，三十八岁，在铁城一家建材公司当销售经理。死了大概四五天了，尸体泡在浴缸里，水龙头没关，水流了一地，顺着地板缝漏到了楼下住户的天花板上。”
他喝了一口水，放下杯子，“现场没有打斗痕迹，门锁是好的，窗户也是关着的。死者身上没有外伤，初步判断不是他杀——但具体死因要等法医的鉴定结果。”
“那个报警的女人，他老婆，在哪儿？”林月问。
林建国看了她一眼，没有回避：“在派出所。她昨天晚上报的警，今天早上又来了，一直坐在接待室里，没走。她说孙强失踪之前那几天，两个人吵了一架，然后他就走了，再没回来。她说她以为他去朋友家住几天，消了气就回来了，没想到……”
他没有说完，但林月已经明白了。
一个男人死了，死在自家的浴缸里，他的妻子说他们吵了一架，他走了，然后她就再也联系不上他。
但门锁是好的，窗户是关着的，他是怎么回到家里来的？
如果他回来了，为什么不联系她？
如果他没回来，那他是怎么死的？
“她叫什么？”林月问。
“何桂兰。”
林月把这个名字记在了脑子里，但没有写在本子上。
她看着林建国靠在沙发上的样子，那张年轻的脸被一个晚上的疲惫拉长了，但他没有像以前那样一回来就倒头大睡。
他在想事情，他的眼睛没有闭上，他盯着对面墙上那幅已经褪了色的中国地图，盯了很久，像是在顺着地图上某条看不见的线去往某个他还没到过的地方。
案子在第二天有了进展。
法医的初步鉴定结果出来了——孙强是中毒死的。
不是食物中毒，不是药物过量，是砷中毒。
这个结果让所有人都愣住了，然后所有人同时想到了一个问题：一个人在自己的家里，没有外伤，没有打斗痕迹，门锁完好，窗户关着，他是怎么摄入致死剂量的砷的？
答案只有一个——有人给他吃了什么，或者喝了什么。
在那间屋子里，跟他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只有一个人。何桂兰被从接待室请进了询问室。
林月没有去派出所，但林建国回来之后把情况跟她说了一遍。
何桂兰坐在询问室里，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低着头，头发散着，遮住了大半张脸。
她不说话，问她什么她都不回答，只是摇头，偶尔点一下头。
问她那天晚上跟孙强吵架了吗？
她说吵了。
问为什么吵架？
她不说。
问她孙强是那天晚上走的还是第二天早上走的？
她低着头想了好一会儿，说记不清了。
高远翻来覆去地问了三个多小时，最后她终于开口了，说了一句话，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安静下来的话——“他喝了酒，酒里泡了东西。他以为那是泡酒用的药材。”
酒。
泡了东西。
砷。
高远问她那瓶酒在哪儿，她说她扔了，喝完了，瓶子扔了。
问她瓶子里泡的是什么，她又不说话了。那天晚上的询问没有结果。何桂兰被安排在一间休息室里，有民警看着。
她在休息室里没有睡觉，就那么坐着，双手放在膝盖上，低着头，像一尊被遗忘在角落里的、没有人认领的雕像。
她的脸被垂下来的头发遮住了大半，但那两边的头发是湿的，沿着边缘滴着水。
第二天，高远带人去了何桂兰家——孙强和何桂兰的家，城东那个老式家属楼，三楼，两室一厅。
厨房的灶台上有一口没洗的锅，锅里还有一层褐色的、像是什么东西熬干了之后留下的残渣。
橱柜最上层有一个玻璃罐，罐子里面装着小半罐灰白色的粉末，闻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气味。
技术科的人把它带回了实验室，检测结果是——三氧化二砷，俗称砒霜。
罐子的底部贴着一张已经褪色的标签，上面的字模糊不清，但能辨认出几个笔画，像是一个“鼠”字。
灭鼠药。
孙强的尸检报告里也确认了，血液中的砷含量远远超过了致死剂量。
何桂兰被正式拘留了。
她坐在看守所的单间里，没有反抗，没有辩解，甚至在民警给她戴手铐的时候，她还主动把双手伸了出来。
林建国站在看守所的走廊里，隔着铁栏杆看着她的背影，那张背影坐在床板上，瘦削的，微微佝偻着，像一棵被风压弯了但还没有折断的芦苇。
那天晚上，林月跟着林建国去了何桂兰家的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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