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临河小宅时,已经过了丑时。
云满换过干衣,坐在灶边喝姜汤。青砚怕她受寒,又往汤里多加了一把姜,辣得她喝一口便皱一次眉。
谢临舟在书房铺好纸,等云满把整碗姜汤喝完,才让她按看见的顺序慢慢说。
云满闭上眼。
转运簿每页六行,左边日期,中间货数,右边是去向和一个小记号。她连旧猎屋墙上积灰的山路图都能看几眼记住,这几页账虽比山路细碎,也没有漏掉。
她说一行,谢临舟写一行。
腊月十七,北仓三千石出。
腊月二十三,槐山县旧盐仓换走新粮一千二百石,补入霉谷一千二百石,旧封签和空袋由江宁送北。
正月初二,三千只粮袋全部进入江宁东仓,官仓按“北仓新粮三千石”入账。
正月初五、初九、十二,剩余一千八百石新粮又分三批从水门运出,换入更旧的霉粮和空袋。
三批新粮去向均写“白票”,末尾落“丰”字。
谢临舟写完最后一笔,将纸放到灯下。
北仓底簿核验抄本、沈家交割回单核验抄件、江宁官仓账抄件和府衙赈粮册抄件也摆在旁边。
北仓底簿核验抄本由上京内值房与大理寺双重封押,每页都已对过仍留在京中的原本,是整条粮路唯一能够确定的起点:新粮三千石,足额出仓。
剩下三套账单独看,都做得很干净,放在一起却彼此冲突。
第一套是沈家交割回单:只认一千八百石好粮,称余下一千二百石到埠时已经霉坏,拒绝接收,把缺口推回北仓。
第二套是江宁官仓账:称三千石新粮全部入库,仓中实际却以霉粮充数,只在外层循环铺放少量好米。
第三套是府衙赈粮册:称两千七百石已经发给十二村三千余户,真正灾民却被从户册中抹掉,只能吃掺糠霉粥。
三套假账分别送往不同衙门、压在不同卷宗里。若没有北仓底簿核验抄本和云满记下的水三转运记录相互对照,寻常查账的人很难把它们同时翻出来比对。
而水三暗仓里的转运簿,恰好补上三套账中间缺失的一段。
青砚看着纸上数目:“也就是说,三千石新粮一粒都没有真正发到灾民手里?”
“至少大半没有。”谢临舟道,“一千二百石在槐山县旧盐仓被换走,剩余一千八百石到江宁后又从暗水门运出。官仓留下的是霉谷、空袋和轮流供人验看的几百石新粮。”
“新粮为什么记白票?”云满问。
谢临舟把她带回的半张盐票放到纸边:“红票是官盐引,账面可查;白票是私下拆分的盐额,不进官册。沈家将赈粮卖给粮商,或者直接运去别处抬价,再用所得银钱买盐、换私引。盐货出手后,现银进入东丰银号。”
“所以粮变成盐,盐又变成钱。”
“是。”
云满皱眉:“绕这么多圈,灾民还是没饭。”
谢临舟看着她:“他们绕的每一圈,都是为了让最后查账的人看不出钱从哪里来,也看不出粮去了哪里。”
“那就把圈拆开。”
“正在拆。”
谢临舟将证据按先后重新排好。
北仓底簿核验抄本能够证明,粮出仓时没有问题。
槐山县活口口供、沈字车扣和云满记下的转运内容相互印证,先把第一次换粮指向旧盐仓,要真正呈堂,还需取得车账、船账或经手人的正式证言。
官仓霉米、重复封签和不存在的三个仓号,证明官仓账物不符,并指向后院暗仓。
沈家船期与暗水门能够证明账外夜运存在,尚需与船账、白票对应,才能认定运走的就是新粮。
府衙假村名、重复指印和慈安棚真实人数足以证明赈粮册大面积造假,但每一笔实发数量仍要逐户核验。
如今还差两处。
一是沈家自己的船账原册。
二是东丰银号把白票洗成现银的账。
只要拿到其中一处真账,便能把沈家、官仓和府衙钉在同一条银路上。再往上查,才能知道是谁从京中替他们调官驿、改公文、截梅枝暗信。
云满看向那半截银针:“师姑呢?”
“也在这条线上。”谢临舟道,“水神既扣着她,又急着找旧堤病册,说明病册里记的不只是病人。”
按陈知微行医时的习惯,她多半会记下病人的姓名、原籍、病症和领粮情况。若那本病册还在,便可能证明一批被府衙宣称“已经返乡”的灾民仍活在旧堤,也能与他们实际领到的粮数相互核验。
这不是普通医案,是一份活人口供。
水牌不敢让它出现。
“水神是什么地方?”云满问。
“可能是水神庙,也可能是银路暗号。”谢临舟道,“江宁沿河有七座水神庙,贸然逐一搜查会惊动对方。东丰银号若替水牌放银,账上一定有对应名目。”
所以仍要先查银号。
云满不喜欢等。
但她知道陈知微还活着以后,反而比先前沉得住气。人活着,就有机会救,他们若急着闯庙,可能就会逼对方把人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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