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回到五月十八日卯时。云满与陈知微循着蚌壳粉去查费签，顾衡和青砚则按前夜部署，带另一队人同时封住城南六处官仓的量斗。
顾衡没有提前通知仓吏验什么，只持会勘文书要求每仓交出正在使用的量斗、法马和斗斛样尺。六处官仓共抬出十九只木斗、一只铜斗和七副法马。
正式官斗只有一只。
江宁府按例应以府库铜斗为准，逐一较勘各仓木斗；容量相同，方可在木斗外侧烙上年份和仓号。可府库铜斗送到城南时，封绳已经松过，斗底还沾着新木屑。
顾衡看了一眼，命人停手。
“先不用它。”
他从漕运衙门量房调来两只封识完好的标准铜升，量房另派一名老粮吏随器押送；又请邻府推官带来本府官斗。两只漕运铜升、邻府官斗和江宁府铜斗分别由不同人看守，在仓外空地当众验看封识、相校容量。
顾衡命两名书吏各持一只漕运铜升，先后量验两只铜斗。两遍结果相同：邻府官斗装入十升，平口，不多不少；江宁府铜斗却都要装到十升半才满。
“只差半升。”仓使道，“铜器年久，口沿变形也有。”
邻府推官问：“铜斗会自己长大？”
仓使闭了嘴。
顾衡把十九只木斗逐一看过。仓吏平日用手最多的位置都已磨亮，其中三只木斗的内壁颜色却分成两层：上半截旧，下半截新。他挑出一只内壁异色的，又取一只同样大小、内壁通旧的木斗作比较，用指节依次敲过斗底。前一只声音发闷，后一只则清脆空响。
“这只底厚。”他说。
书吏先用铜升量过，这只木斗只能装八升三合，外面却烙着“景元二十三年官验一斗”。木匠沿斗底内缘刮去陈灰，露出一圈极细的接缝；用薄凿撬开后，真底之上果然另嵌着一层假底。
顾衡又让人把江宁府铜斗抬近。按例，这只铜斗只作较勘木斗的准器，内壁下半圈此时却磨得发亮，口沿外侧留着一道反复拖擦形成的磨带，接缝里还嵌着碎糠和麻丝。
青砚看过痕迹，道：“江宁府这只铜官斗原是校验木斗的母斗，却被人改大后直接拿来收粮；这些厚底木斗则用来发粮？”
“还得再看厚底小斗上的痕迹。”顾衡将铜斗与厚底小斗并排放下，“铜斗上的磨带，是粮袋反复搭住口沿、往里倾倒留下的；厚底小斗却是底沿磨得最重，常被人从仓中拖起、舀粮。收、发方向对得上。”
仓使仍道：“量器混用是仓吏偷懒，不能说官仓故意克粮。”
“所以查是谁领斗、谁验斗。”
每只量斗都有领用牌，按月记录斗号和经手仓吏。那只厚底斗此前各栏皆空，直到今年五月才首次登记，领用人是冯有仓；另外两只内壁异色的木斗也是如此。
冯有仓是城南仓的老斗手，三日前便称病告假，封斗时也不见人。仓使把责任往不在场的人身上一推，答得很快：“既是他领的，自然是他动的手脚。”
青砚没有看仓使，转身去看那只厚底小斗。
小斗底沿一侧却留着一串缺角方痕，深浅相叠，凹处还嵌着黑亮的铁锈。痕迹全是由下往上，像有人惯用靴尖拨斗。
“仓里谁穿钉靴？”青砚问。
没人回答。
顾衡让仓中官吏依次抬脚。验到副仓使时，他右靴前掌的一枚方头铁钉已经外翘，钉帽又缺了一角，大小、缺口恰与斗沿的磕痕相合。
副仓使脸色发白：“我每日巡仓，偶尔踢碰木斗，也不奇怪。”
“碰一回是不奇怪。”青砚指着那串深浅相叠的旧痕，“这些却不是一回留下的。”
“靴钉只能证明他经常碰这只斗。”顾衡道，“继续查。”
书吏把十九只木斗逐一编号。每只先以铜升量容积，再装干砂称重；假底和正常损耗分别记录。结果查出六只厚底小斗，每只只能装七升九合至八升三合；其中三只内壁异色，另外三只仅凭外观难以分辨。
六仓逐一分列：三仓各查出两只厚底小斗，六只斗的领用牌又都在今年五月首次登记，经手人全是冯有仓；另外两仓所用木斗全部合乎官样；余下一仓也只有一只木斗口沿开裂，误差不足一合，其余均无异常。
邻府推官将后三仓列作正常，不与前三仓混记。
“不能因为都属江宁官仓，便说这十九只木斗全是假的。”
仓使原想用“木器难免有差”把所有问题混在一起，见他先排除了正常误差，反而更难辩。
巳末，顾衡按三仓近半年的入粮与出粮数重算。
以大斗收账面一百石，实际可多收约五石；再以六只小斗的实测容量计算，账面发出一百石，实际只发七十九至八十三石。一进一出，同样的一百石账数便能留下二十二至二十六石不入册的余粮。
青砚算到最后，停下算盘：“若六个月都照这个数，三仓多出来的粮不止三百石。”
“不能按每日满仓估。”顾衡道，“查实际开仓日和经手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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