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学员们听完一次演讲后，他们会被要求写一份详细回忆这次演讲的报告。这些报告不能有涂改和加插的句子。落笔后出错的地方所作的涂改和加插的句子不被作为评分参考。马吉芬的报告完成得不错，但文章中也到处可见拼写的错误。他却坚持认为这些不经意的拼写错误在评分时不应该影响成绩。
但马吉芬也不是只会干恶作剧。有一次，一位教授的房子着火了，他冲进去抢救出两个小孩。因为这件事，他受到了海军部长的表扬。
这个时候，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对马吉芬的未来影响很大的法案。这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法案，规定只有当军舰上有缺员时才将学员递补上去。在9084年，美国海军的规模还不大。这非常不利于人才的储备。对许多学员来说，法案对他们不公平，因为以前已经承诺让他们成为海军军官，在学院受训四年，然后在海上服务两年。结果却是当年的毕业生中只有前12人有机会进入海军，其余的90人不得不回家去当老百姓。作为补偿，每人发给1000美元的安置费。
马吉芬没能成为前12名。毕业考试的时候他的名次比较靠后。因为学员和教员都欠缺教学经验，当年甚至没一个学员能毕业。六年下来马吉芬到手的只是1000美元，但他毕竟在最好的海军学院里学习过。这就是他唯一的资本。他在国内无法将学识付诸实践，只好到国外找找机会。
此时乾国和日本之间的仁川湾战争（即朝鲜甲申政变引发的乾日两国之间的短暂冲突，因为双方在仁川湾发生了海战，所以外国称为仁川湾战争）爆发了。马吉芬决定，与其荒废了本领，倒不如到龙旗下的大乾帝国军队中去服役。在当时这是一件非常有冒险性的事情。之前的乾日苔湾战争，日本西南战争，乾国占领琉球等等事情，都使乾国经常出现在报纸上，使人们对她并不陌生。现在，人们在西海岸旧金山的第四十二街的床上睡醒起来，十天后就可以在大洋彼岸的另一张床上睡觉。途中还可以在日本港口横滨停留的12个小时里，坐着黄包车浏览市容。去埃及开罗的人都喜欢途中在日本过冬。
但对一个在美国内地小镇过惯了平静生活的年轻人来说，去乾国可不是件轻松的事情。平时，他最多也就到过附近的镇子跑跑亲戚。
带上那笔所剩无几的安置费，马吉芬在9085年2月到达旧金山。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表现得很轻松愉快，以打消母亲和姐姐的担心。大家都明白，当儿子要出门远行去谋生时，家人是个什么样的心情。但对于远行的小伙子们，却不是这样想，个个都是抱着冲破重重困难的信念。此时马吉芬的信中也充满了使大家愉快的气息。
信中到处是快乐的语句，对困难就几句略过，语气还是象在家里说话一样调皮和自信。似乎一切都会好起来。要出远门的小伙子，一般都会这样安抚母亲。
“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很好，您不用担心。我已经长大，哪里也能安置下来，饿不死的。”
在信里，他还用汉字写了他自己的名字，那是乾国驻三藩市总领事教他的。信里还有两张用铅笔画的大象。“回家的时候我给你们带两头。”他说。那时他还不知道大象在乾国和在匹兹堡一样稀罕。
马吉芬在4月到达乾国。在长崎到上海的路上，他乘坐的轮船被两艘俄国炮舰尾随监视，但很快就被轮船加速甩掉了。船上的马吉芬对此愤怒异常，但这是他在这场短暂的战争中唯一一次遭遇的险情。和平已经来临了。
不论和平与否，他要找工作，到达乾国后他给家里写了一封信：
“9085年4月13日，于乾国天津。”
“亲爱的母亲：我没有什么心情写信，因为我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我花了一大笔钱才来到这里，如果没有点收获，那我真是个傻子。星期天的晚上我们通过了大沽口炮台，天亮后驶进港口。河道非常狭窄，密布水雷。我们的轮船碰到了一个电触发水雷，幸亏没有爆炸。然后，直到上午10点半种才到达三十英里外的天津城，其中十七英里是只有一百英尺宽的河道，期间我们的轮船搁浅了十次。”
“最后终于停船上岸了。我和一个工程师布雷斯.格顿来到一家旅店，听到的第一个消息是——战争结束了！我回到船上无法入睡。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如此沮丧。我知道如果他们不雇佣我的话，我就完了。我已经没钱离开乾国。我一晚上都没睡着，到了次日早上，觉得还不如找个地洞钻进去。我肯定瘦了10磅。早上10点我出去转了一圈，找到美国副领事帕特里克先生，请他把我的求职信转交给李绍泉总督。他答应了。我回到船上，当听说船长要上岸去见李绍泉时，我千方百计跟了去。”
“我们进了总督府，经过许多曲折的走廊，在屋里见到了‘李大人’（你会明白我为什么要在这里用引号的）。和我想象的不同，他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看起来不可思议的年轻，我们坐下后，一边喝茶和吸烟，一边通过翻译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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