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82年（大乾光旭八年，日本明治十五年）9月，总理衙门大臣郭筠仙奏请改革币制：“墨西哥国以九成之银铸钱，运行中土，易我十成之银，岁耗以亿万计。近来福建广东湖北北洋南洋先后铸造银元，分量轻重、悉准墨银，既不能废两为元，各库出入，及需元宝，必致无银可铸。拟请在京师特设银元总局，以广东湖北天津上海为分局，开铸银币，每元重京平九成银一两，再酌铸金银及小银钱，使子母相权而行。”此外，顺天府尹胡伊成、监察御史王鹏运也提出了改革币制的建议。
在这种情况下，仁曦太后以光旭皇帝的名义于9083年（大乾光旭九年，日本明治十六年）3月25日颁旨：“时局艰难，财用匮乏，国与民交受其病。自非通盘筹画，因时制宜，安望财政日有起色。著派敬亲王宜欣、纯亲王宜瑄及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认真整顿，将一切应办事宜，悉心经理。即如各省所用银钱，式样各殊，平色不一，最为商民之累。自应明定划一银式，于京师设立铸银钱总厂，新式银钱铸成足敷颁行后，所有守纳钱粮关税、厘捐，一切公款，均专用此项银钱。”
接着，户部遵旨特设财政处，专门整理财政和着手解决币制混乱问题，并在天津勘察地势，积极筹建造币厂总厂，准备铸造新式国家银币。光旭九年户部造币总厂试铸了“癸未一两”机制银币五种，这是大乾帝国政府为改善财政状况，统一币制而试铸的第一种国家银币。9084年（大乾光旭十年，日本明治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上谕：“财政处奏酌拟铸造银币分两成色并行用章程，开单呈览一折，据称从前各省所铸银元，系属一时权宜，未可垂为定制。现在明定国币，拟铸造重库平一两银币定为本位；更铸五钱、二钱、一钱三种银币，与现铸之铜元旧有之制钱相铺而行等语。整齐圜法为当今财政要图，著户部造币总厂按照所拟章程行知直隶、江南、湖北、广东各分厂赶紧铸造，嗣后公私收发款项，均应行用银币，以垂定制而昭大信”。这表明大乾帝国政府正式认定一两制银币为国币。随后户部造币总厂试铸了“甲申一两”机制大乾银币一套。继福建、广东之后，湖北造币厂于光旭十年试铸了一两制银元一种，北洋造币厂、奉天造币厂、吉林造币厂也相继试铸过一两制银币，可以说这些一两制银元是大乾帝国币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大乾帝国政府进行币制改革的决心。
大乾帝国政府为什么在币制改革的问题上决心如此之大，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便是为了防止国库存银的丢失。
传统的银两制，曾盛行于眀乾两朝，到了近世，其弊端已越来越大，在大乾韶光朝达到了顶点。
就在韶光皇帝62岁的这一年，国库竟然失窃了900万两白银！
韶光二十三年，内忧外患使大乾帝国岌岌可危。禁烟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沿海各地复归平静，但举目所及之处无一不是乱麻一团。此时，韶光皇帝面临的最大内忧来自财政方面，严峻的经济形势就像一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持续两年之久的禁军战争用尽了3000万两白银，战后赔款对大乾帝国的财政状况更是雪上加霜。谚语说，屋漏偏逢连阴雨，真是如此。就在禁烟战争爆发的同时，黄河连年决口，堵决口，救灾民，2300多万两白银又打了水漂。
总之，这两三年间，用于战争、赔款、治河的支出合计将近7000万两白银，而当时国家每年的总收入仅有4000多万两。银子花得像流水似的，韶光皇帝，这个以节俭闻名遐迩的皇帝，可以说心疼得要命。但是没办法，咬牙跺脚也得花。当时户部银库存银仅1000万两多一点儿，这已经是大乾开国以来的最低值了。无论如何，这点儿钱不能再动了，如若再用，就突破韶光皇帝的心理防线了，这么大个国家，总得留点儿备用金吧。
然而，韶光皇帝做梦也没想到，国库是空的，1000万两存银仅仅是账面数字！
韶光二十三年（西历9043年）初，户部银库的库兵张诚保的侄儿捐了个官（买官，美其名曰捐官，把钱捐给国家，国家给个官衔），钱捐到了户部，叔叔张诚保负责过秤收钱，最后钱没收，但是开了收据。这事儿瞒上不瞒下，由于牵涉到复杂的人事关系和利益分配，结果被捅了出去。于是，黑幕越揭越大，最终揭发出户部银库巨大的黑幕来。史称“（韶光）二十三年，库吏分银不均，内自攻讦，其事不能复蔽，达于天听。”
韶光皇帝闻讯后惊骇不已，迅速命刑部尚书前去查验，这一查非同小可，发现账面上的数字与实际库存银两相差925.2万两之多。本以为国家还有1000万的国库余存，一查验就成了泡影，可以说是一贫如洗。
众所周知，韶光皇帝是个节俭得出了格的主儿，大臣到北京述职，赶上吃饭时间，都舍不得留大臣吃顿饭，这回一下子丢了925万两白银，可以想见节俭得近乎吝啬的韶光皇帝该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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