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是好的，要是赶在康熙爷的时代，一家子都要砍头。
到了民国，文人们的春天真的是来临了。新文化运动说白了，是套在文人身上枷锁彻底没有了，没有规矩，没有约束的时代，真不能说是好还是坏。
就像是社会一样，偷东西不犯法，估计整个国家的人都要没有廉耻感了。相比之下，造谣更没有责任了，本来就是躲在幕后，心理负担顿时小了很多。就像是在后世，很多人是语言上的巨人，在生活中缩的像一团风干的抹布，可是在网上，一下子牛气起来，仿佛就没有他不敢干的事。骂人，这算是个事吗？
一开始，作为王学谦麾下情报负责人的戴笠，压根就没有注意市面上报纸的风向。觉得不过是有些人故意找不痛快的，派手下人去调差一番，也不了了之。仅上海租界布道路上（也就是四马路），靠近三一大教堂附近就有四百来家报社。大大小小的报社，每天都有开张的，也有关门的。
别看杜月笙在上海手眼通天，可面对这些流窜在民国各个角落的闲散文人，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最后不了了之收场。
其实戴笠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主子王学谦，别说嫉妒，就是恨他的人也多了去了。不敢说仇人满天下，可民国政坛的势力不少都是对王学谦非常忌惮的，希望看他倒霉的人也大有人在。在报纸上说两句没影子的话，也不过是图一时痛快而已。用王学谦的话来说，这个世界上爱的人很多，恨你的人也很多，那么你就距离成功不远了。
这话其实很好理解，用娱乐圈的解释就是：“人红是非多！”
王学谦红不红？
这是肯定的，在民国政坛谁还能和他比名气？别看孙大先生当年声望登顶的时候，可一样也有人黑他，比如说曾经和孙大先生算是朋友的杨度，就写文章说孙大先生是****。
有人黑王学谦，再正常不过了。
再说戴笠自己，他觉得自从当官，当大官之后，人生状态似乎也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在浙江，他几乎可以说是仇人遍地，连浙江籍的狗都不待见他。用戴笠的思维想问题，这些恨他的人，就是眼红他？他也不想一想，浙江的不少官员都因为他倒霉了，破家的县令，灭门的知府，在特务面前，这些都是浮云。当然，这些官员自己也有问题，不是贪，就是搞阴谋诡计，倒霉也是咎由自取，怨不得戴笠。戴笠有一万种办法让人后悔活在世上……他的背影不让人恨的牙痒痒，都没天理了。
可接下来的舆论，竟然疯狂似的持井喷的状态出现，很多文章都不再是以遮遮掩掩的方式来隐晦其中。直接点名说东南大员之类的话，而内容直接就是怒骂王学谦卖国。
说的还是有鼻子有眼的，可问题是报纸上的胡言乱语，戴笠也分辨不出那些真，那些假。
因为外交谈判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参加好不好，连端茶送水的人都换成了陈布雷。也就是说，在谈判的房间内发生的任何事，也只有几个当事人和陈布雷清楚。就算是送茶和点心的服务生，连门口都无法靠近，就被拦下来了。
戴笠倒是想要安排一两个眼线，可是他做吗？
所以，戴笠也数不清楚王学谦和胡佛商议的结果到底是什么，对民国有利还是有害。估计……民国政客签订的外交条约，很少有对国家有利的。在这种大背景下，戴笠也有些底气不足。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看那个混蛋不开眼，来一个杀一儆百。
闹腾了好几天，一点效果都没有不说，还是受了一肚子的气。
属下告诉他，好几家抹黑王学谦的报纸就是新办的，报社的职员连老板是谁都不知道，抓人都没出抓。就连封锁的报社机器，也是从洋行租赁金来的……
“这帮混蛋，一个个背地里放冷枪，还是个爷们吗？”
戴笠在自己的地盘里气的牙花子疼，可也是大眼瞪小眼的没有一点办法。好在民国的几家大报社都没有刊登，或者转载这些小报的谣言，可仿佛像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让王学谦难堪。而这时候，不管是王学谦出来辟谣也好，澄清也罢，都是不合适的。
因为谣言这个东西，作为当事人是解释不清楚的。
正在戴笠脑袋胀痛的时候，电话响了起来，电话那头的声音是陈布雷。虽然王学谦没有说话，但是陈布雷急了，要戴笠三天内平息舆论。这下子戴笠也傻眼了，三天！他连是谁下手的都不知道啊！
边上的戴春榜低眉顺眼的看着戴笠，他是戴笠的胞弟，戴家不富裕，能够供养戴笠读到师范已经很不容易了，做弟弟的只能十多岁就去杂货店当学徒做伙计，练就了一双察言观色的眼睛。自从戴笠得势之后，被留在警察厅，担任后勤处处长。
“哥……”
“你……出去！”戴笠也是烦了，才对弟弟这样说话。他的兄弟的秉性当大哥的自然清楚的很，肯定是没钱了，想要打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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