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4章
壶南常行驻有顽军，还有顽固派县长冯铖季（四一年接替赵如镐顽固派县长职务）以及顽固公安局武装。
顽军内部大多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都是国民党员，生活腐化，不接近下级兵士。自从在常行扶植赵如镐一伙成立顽固派壶关县府之后，便成了太上皇。
他们派员随意画个条子都可以夹着一根棍子，逢村过户催粮要钱，稍不如意，不分青红皂白，棍子就劈头而下，横行乡里，如狼似虎，任意敲诈勒索，为一大害。等他们酒足饭饱之后，把要上的粮食叫村副派民夫送到他们的指定地点。
当时在百尺、柏林、常行一带流传着这样的民谣：
顽固派军催粮棍，
一头轻来一头重。
给米给面放你行，
啥也没有棍伤身。
一头米来一头面，
鸡蛋夹在棍当中。
吃壶关，住陵川，
日本来了窜河南。
顽固派军住陵川，
要面要米在壶关。
鸡不生蛋就抓鸡，
催粮人员似虎狼。
二十七军营级以下干部对内战表示动摇，愿意抗日，甚至有少数是不赞成内战的。二十七军下级士兵在抗战前的已是少数，大半以上是抗战后的，这些人是从豫南、安微和本地陵川、壶关一带征集来的。
抗战前来的人，流氓分子很多，对一切事情取无理的态度，劫路、讹诈，什么坏事都干。后征来的人，黄河以南的，希望开过黄河回家乡，壶关、陵川征来的，希望不开走，在本地抗日。
常行顽固派县府的成员，很少是外来的，大半是由地主、富农、士绅等参加组成县府，这些人因受顽固派的反动数育，加之我方在执行政策上的一些偏激错误，结果这部份人和我们形成对立。
日伪占领区的区长、村长、指导员以下的工作人员，一是因朋友托关系来就任的，二是以威协逼迫的手段就任的，这些人一般对抗日有正确的认识。
村长、指导员、区长以上干部，受顽固派指使，反对共产党是坚决的。并且少数是与敌伪有关的亲日分子,对抗日表示动摇。
区长以下，虽然执行反对共产党政策，但不坚决，他们受着日伪的欺负和掠夺，一般不愿意内战，原意抗日。
顽固派县府虽受二十七军指挥，但也有矛盾，在军事行动上他们虽然机密配合，但在经济物资援助上相互实行部分封锁。
李唐跟大家在一起分析了驻南顽伪的这些情况后，安排王阿保、李友芝草拟信件，书写标语，报纸传单等分别由张树芝、张金堂托关系找暗线把这些传单、信件、报纸分别送给四十军、二十七军还有冯铖季，并散发在顽固派占领区的各个村庄和军队里。
总共去信九封(其中四十军一封、二十七军八封)，向其占领区散发标语二千余条，报纸二百八十余份。给顽固派县府去信二封，给日军占领区及顽固派军占领区之编村公所去信三封，以各界座谈会名义给冯铖季去信一封。
信的内容主要是要求他们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不搞磨擦，参加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铲除汉奸何应钦，改革不良的兵役制度，还对被俘的十余名国民党军士兵进行谈心优待，使他们明确了我们的俘虏政策。
在村级武委会大选时，被俘虏的土兵自发地参加了大会。
与此同时，县委还组织人员在根据地采访士绅七名，向敌占区及顽固派军占领区的十名士绅去了信，对从顽固县府回来的人员进行了联络和安抚工作。
二十七军有个新兵营营长赤隆韬，他是黎城人，赤岗的儿子，早年参加过淞沪会战，后编入二十七军。
副营长李喜堂是壶关黄山一带人，他跟下属官兵都是从壶关、陵川、长治县征来的，有的是强行抓来的，有的是怕饿肚跑来的，还有的就是为了打鬼子自愿参军的。
刚刚参军的时候，他们都知道二十七军是国军，只知道是国军，也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军队，什么是八路军游击队。
直到十二月事变后，跟共产党八路军游击队成了对立派，他们才知道顽固派国军和共产党的区别。
副营长李喜堂有一个兄弟李富堂是在八路军壶关独立营里当兵的，三八年二十七军在村里号房（号房就是让一些住有好一点的房子的农户给部队官兵腾出来，让他们住），正好选准了他家的房。
当时二十七军跟八路军游击队还是一家人，都是打鬼子的部队，三九年鬼子在第二次侵占县城的时候，跟二十七军在李喜堂的村里打了一次遭遇战。
那是鬼子从长治县西火、荫城、韩川还有驻长治的日军出发陵川扫荡，回来时路过李喜堂的村，被住在这里的二十七军打了个伏击。
当时李喜堂兄弟两个是村里才组织起来的民兵，在开仗时，李喜堂兄弟亲眼目睹了那一次战役，使他们大开了眼界，在二十七军开发走的时候，李喜堂兄弟硬是要跟着二十七军当兵，父母亲只有这两个孩子，都去当兵，谁来照顾家庭，所以，弟兄两个只是跟着走了一个，就是李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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