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庙上搬到新宅的三个伤病员分别是陕西、湖北、河南人，被那些好事者称为“三省户”，连刘保山这个山西人，一所宅子住着四个省份的人，没有几天新宅就被那些好事者称为“四省院”，也就是说一个宅院住着四个省份的人。
叫了几十年“新宅”的刘家买的栗家的四合院被“四省院”这个新名词覆盖了。
四省院的伤员在战场上伤的不是那么重，一个陕西的名叫黄淘，是太岳纵队的战士，左腿被子弹打穿，做了手术，腿上缠着绷带，每天夹着拐杖在新宅出出进进，年龄大概三十左右，他已经跟村民混熟悉了，性格外向，每天不沾家。
一个是湖北的小伙子，名叫孙文盛，也是不满三十的样子，是冀南纵队的，班长，右臂被炸断了一截，每天在新宅里练习左手干活、写字。
一个是河南的，太岳纵队战士，名叫宋琦，数他年龄小，刚刚二十出头，头上缠着绷带，看上去他伤的最重，其实他是被弹片、土石炸晕的，听他讲述他是被埋在土里刨出来的，医生开刀将头上的弹片取出来，现在已经基本康复。
他们来到新宅安居后，农会从妇救会给派过一个会做饭的妇女民兵，名叫张小梅，每天三顿饭做给三个伤病员。
从前线下来的伤病员伤好后，部队已经开走了，他们随自己的意愿想去找部队就去找部队，想在本地留下来，就给他们在这里安家落户。
当地农会为了支援解放，安抚那些伤病员，使他们有个好的归宿，这也是在支前，是当时农会的一项光荣任务。农会还鼓励当地妇女跟伤病员们结亲成家。
四省院的三个伤员老家都没人了，在那里落户也一样，在这里还能得到老百姓的亲睐，把他们当做是功臣，谁愿意回家呢，再说老家现在也正准备开战，这里是解放区，生活有农会照顾，还能成家立业，何乐而不为。
自从三户伤病员搬进新宅，刘保山跟刘保贝就没有回县城，县城的生意有雇员在照料，现在解放了，不是以前日本人在的时候了，事事都得操心。
再说了，日本人逃离县城后，他把店铺大部分都支援了上党战役，以弥补他这个伪商会会长给自己带来的过错，尽可能让共产党的政策对他的这个汉奸进行宽容。
安置了三户伤病员，使刘保山又一次在良心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安抚，他就是想要自己走到一个合格公民的原点，甚至再更好一些。
他清楚，这里解放了，不是国民党更不是日本人的天下了。他真的跟他父亲刘福禄一样，有一种运筹帷幄的长远打算。
每走一步他都要小心翼翼地让农会说他好，只要农会说他是好人他就是好人，现在他不在乎有多少钱多少粮，有钱也得捐出来，大家一块花，有地你得捐出来，大家一块种。
三省户搬进新宅没多久，农会就让刘保山去领地，他在遥镇下户了，等于是遥镇的人了，在这里生活就得有地种，虽然他在河口庄也有自己的地，但是现在是在遥镇落户了，落户了就要给分地。农会提出：“耕者有其田”，不管是外来户还是本地户，一律平等。
三省户也分别分上了田地，他们是解放功臣，他们的地都是上等地，这也是等于农会在做支前活动，让前线的战士们放心，他们有群众的支持，当地农会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
赤隆韬是公派到遥镇担任农会主席的，他也是在解放县城的战役中挂了彩被留在地方，部队开走了，他被区府安排在遥镇。
按民国时期的行政区划，他的那个小庄子属于遥镇主村管辖，母亲焦翠花已经年迈，还需要他照顾。
父亲赤岗跟了阎锡山后在省城又成了家，现在可能还在省城，他们父子已经中断关系好久了，原因就是他随二十七军新兵营投工“叛变”，父亲还因为他的叛变受到处分。
母亲焦翠花就有妻子任仙子照料，婆媳两个一起生活。
刘保山在遥镇化成分被化为雇农，要按他在河口庄化成分必定被化为地主成分，这却是他没有想到的。
家庭有土地的，但基本是自给，不雇佣不收取地租，属于“中农”。中农还要分“上中农”、“中农”和“下中农”。
如果家庭在农忙时也雇佣临时工，要算取雇工与自己全家劳动所得的比例，叫做“剥削量”，剥削量超过百分之二十为“上中农”，属于不被依靠的对象。低于百分之二十为“中农”，属于“团结对象”。
如果家庭收入不足，尚需出外打工，为“下中农”，属于被剥削的依靠对象。如果家庭只有很少土地，主要收入依靠打工，为“贫农”。如果家中没有土地，完全依靠打工为生，为“雇农”。
“雇农”、“贫农中农”在当时属于农会里的主要骨干。
刘保山划分为雇农后，不知道谁揭发他是一介商人，老家也有土地，还担任过伪商会会长，不能划分为雇农。
刘保山到农会辩解说他家的地是父亲的，他虽然在县城经商，可他是积极捐款给上党战役的唯一商户，再说他在担任伪商会会长期间曾经秘密给共产党八路军搞粮食日用品还给八路军购弹药等等，办了许多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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