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买军事法庭的法官和反省院的黄金宝，可是组织上经费紧张呀。”方晓勇说。
“我同反省院的黄金宝关系不错，他这一关我负责，关键是张智勇同志要配合我，可他一直对我有误解。”
“是因为报纸上那篇公开声明吧？”方晓勇问道。
“是的，那篇声明中只是说了拥蒋抗日，其他什么也没说啊！”冯晨后悔中又赶到非常委屈。
“冯晨同志，我非常理解你！上海的斗争环境太复杂了，其他同志不了解上海的斗争形势，有误解很正常。”方晓勇用非常信任的眼神，真诚地望着冯晨说。
“晓勇，谢谢你的理解！你那次是如何脱险的？”
方晓勇慢慢讲述了他在上海脱险的经过。
“那天，在巨赖达路上的特科秘密驻地，我刚刚擦拭完手枪，赵宣、梦华庭和其他几名红队员，正在房间里收拾东西准备转移。
这时，叛徒张阿四带着十几名特务闯了进来，我来不及多想，立即把子弹推上膛，甩手两枪，把前面带路的叛徒张阿四击毙。
接着我又击毙了两名特务，准备掩护赵宣、梦华庭他们撤退，可是冲进来的特务实在太多了，我招架不住，便从旁边的窗户跳了出去。
在跳窗户的过程中，我的胳膊中了一枪。
我没敢停留，忍着痛疼，准备赶过去给邝队长报信，可当我到达邝队长住着的凤祥银楼附近时，看到大队的巡捕和特务们，正押着邝队长上车。
我只有强忍着内心的冲动，快速离开了现场。
离开现场后，我通过红队以前的关系，找到青帮的一个熟人，在他家里住了一天，通过他的帮助，我这才逃出了上海。
青帮的那位朋友，联系了一艘到武汉的货船，我乘坐货船，来到了武汉，联系上了之前鄂豫皖分居在武汉设的一个秘密交通站，这才在武汉住了下来，秘密疗伤。
年初，特科的康正同志从上海来到武汉，负责恢复武汉的党组织，康正同志秘密接见了我，通过组织上严格审查，我这才恢复了组织关系，化名王强，负责这个交通站的工作。”
“晓勇同志，红队被破坏我有一定责任啊！我提前一天就得到了消息，可是始终无法联系到你们，我还私下找到蔡淑厚同志，他也联系不上你们。”冯晨内疚地说道。
“冯晨同志，你不要内疚，那段时间红队切断了所有对外联系的方式，事发突然，最主要是内部出了叛徒。”方晓勇劝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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