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盐商不是没有准备杀手杀过去，但是在杀人方面，长老会领先他们太多。
这可以说给了南明各地政权一个打击。
南明因为都是气候温和之地，良田每年能收种两季，虽然有超过一半的地都是产量不高的贫瘠瘦地，也没有水利工程，但平均起来，每年亩产也有至少一石半以上，四亿亩也就是至少六亿石粮食，大明粮食的价格是一石粮食平均一两银子，当然，这个价格是太平时期的价格，当前天下大乱，很多地方的人被杀光，颗粒无收，导致江南的粮食也跟着涨了不少。
不过，就算按照太平时期的粮价收银，按道理说每年六亿石粮食所能产生的税收应当极为可观的。
但是，失去权威和威胁力，威信的南明政府，能收到税吗。
收不上税，是大明灭亡的根源，也是南明政府维持不下去的根源。
共和五年，南明的南京官府，总共只收到了不到三百万两银子，考虑到他们控制的地区，在之前还是全人类最富庶的地带，这个事实非常让人震惊。
因为大明对一些士人宗室的免税政策，农税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全额收上来的，只不过为什么差距会那么大。
要知道，大明只有举人以上功名的才能称之为士人，南明名义上控制的地区，举人以上的人物也有两万人，至于宗室，崇祯初年的时候有大约二十万人，经过李自成张献忠等流民的肆虐，杀死了不少，剩下的几乎都逃到江南来了，如今在册的宗室人口大约是十五万。
这些人，索性都不管他们了，也是狠狠心的事情。
也就是说士人加上宗室只有十七万人，根据大体情报，这十七万人，几乎掌握了大明土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事实还确实如此。
就以当年的福王为例，仅仅他一人就占了大明五万顷上等良田，这虽然有当年万历皇帝胡闹的原因，其他藩王远远没有福王那么多，可是这十几万人的大明宗室，真要算起来，也至少占了大明四百多万顷良田，还有那两万拥有举人以上功名的士人也占了两百多万顷，加起来是近七百万顷，大明一顷是五十亩。
不到百分之一的人竟然占了五分之四的田地，很容易想象。
就以一个小镇为例，一个家里只有十亩良田的普通穷户，可是当有一天这个家里突然有一名子孙争气，考取到了举人的功名，按照大明的律法，从此这个举人直到他死之前，他名下的田产都是不用交税的，这立刻就有许多亲朋好友或是邻居，为了免于交税，自愿将自家的田地低价卖给这名举人，并跟这名举人签订租赁契约，成为这名举人名下的佃户，从此免于交税，甚至只是挂名的，每年只需要交少量的挂名钱给这名举人，当然，这个挂名钱必然是低于大明所制定的田税。
宗室同样如此，因为不用交税的原因，他们每年都有大量余银剩余，这些钱几乎都用来兼并土地了。
一个小镇，原本有一万亩交税的良田，很可能就因为出了一个举人或者分封了一家在官府有名册的宗室子弟过来，这个小镇交税的良田就会在短短的时间内锐减一半甚至大半，这样的兼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百分之一的人拥有大半土地很正常。
其实所谓的乡绅豪强，大多是这些人组成，他们靠着朝廷的免税政策，以及许多普通百姓的私心，极为便利的时刻兼并土地。
士人也就罢了，到底大部分都身居官府职务，在为朝廷做事，可是那些宗室，却是真真正正的寄生虫，由于身份的原因，他们不能从商，不能考科举，不能做工匠，甚至亲自动手种地也会被其他宗室嘲笑，他们没有任何一技之长，几乎是被朝廷当成猪来养的，每月只靠朝廷发放的禄米和封地名下的田产租税为生。
不止是大明朝，每一个朝代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这是历史遗留问题，这些乡绅豪强占有太多的资源了，就连历朝历代的帝王都不敢随便得罪他们，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弄不好就会动摇朝廷统治的根基，再加上那些宗室们都是老朱家同一血脉的亲戚，不看僧面看佛面，就连崇祯时期最困难的时候，崇祯皇帝都不敢往这方面打主意。
真正的问题所在，土地收租，依靠各种盘剥，许多地主甚至可以收到土地收成的一半以上，考虑到佃户们的辛苦和前期投入，这个比例堪称杀人。
但是这是这个时代，他们能够搞到的最好的投资渠道。
这就导致地主购买土地后，土地能产生巨大的价值，从而往往让地主们更加疯狂的兼并土地，这也是一种恶性循环，兼并土地，老百姓穷困，没人消费，商业环境进一步恶化，于是资金涌入土地，土地被兼并。
尤其是过去几年，大量北方逃亡者南下，固然大部分都是穷人，立刻被江南的士绅当做了盘中餐，挑选苦力和女子玩弄，国家越乱，人民越是悲惨，这些士绅越是高兴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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