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匡恩也非常重视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思辨性评论与分析，匡恩的史识水平也在其史论中的思考之中得到了反映。并且，对比《盛梁纪》和《续梁纪》，我们明显能够看到《续梁纪》的史论更加抽象化与思辨化。《盛梁纪》的史论共五段，其在第四卷、第六卷和第九卷中分别对梁世祖、梁威宗、梁灵帝进行了评论，但其内容基本只是对三位皇帝的功过进行评判，并未涉及到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进一步思考。[（梁）魏斯：《盛梁纪》卷4，（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4，“论曰”；（梁）魏斯：《盛梁纪》卷6，（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6，“论曰”；（梁）魏斯：《盛梁纪》卷9，（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9，“论曰”。]在第十二卷和第十五卷的史评中，魏斯虽然分别对梁昭宗被称为“常败天子”、梁中祖被称为“寡情皇帝”而最终仍能建立功业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梁）魏斯：《盛梁纪》卷12，（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12，“论曰”；（梁）魏斯：《盛梁纪》卷15，（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15，“论曰”。]但明显可以看到，魏斯的思考仍然是针对梁昭宗与梁中祖两位皇帝本身，其分析仅仅侧重于探讨两位皇帝何以能够建立功业，并没有从其思考与分析之中抽象出一些像匡恩那样具有普遍性的观点（如应该重视培养太子、要重视对诸侯的防抑、要重视太子位置的安稳等）。综上，相较于魏斯在《盛梁纪》中的史论，匡恩在《续梁纪》中的史论更加抽象化与思辨化，在这一方面，《续梁纪》明显有比拟《旧梁书》的水平。因此，如果从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认识与思考的角度来看，《续梁纪》相关史论的史识相对而言是比较出色的，匡恩的史论在史识方面无疑是一种进步。
但与史识的进步相反的是，相较于《盛梁纪》，匡恩的史观却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倒退。在前面，我们提到匡恩的四段“论曰”，前三段都表达了其对一些相关重要问题的观点和主张，并且这些观点和主张也比较抽象化和思辨化，但匡恩的第四段即第四卷的“论曰”，却只就相关问题表达了观点，没有相关的主张，其观点也没有什么抽象化和思辨化的色彩在其中。这个问题是为什么梁末乱世最后是由秦高帝终结的，匡恩的回答非常谄媚：“盖符历归秦，天时此眷；雍益富强，地利在我，加之以今上禀雄略而怀仁德，士民乐从，贤俊期效，人和亦其所有，故而终为天下之主，其诚有以也！”[（东秦）匡恩：《续梁纪》卷4，（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19，“论曰”。]
毫无疑问，秦高帝最后的成功和“天命”没有任何关系，匡恩宣称东秦/秦高帝获得“天命”，一方面是为了得到秦高帝的认可和赞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宣传东秦王朝的正统。匡恩这种认为王朝有所谓“天命”存在的错误观点，显然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史观，这样的错误史观其实在盛梁时期成书的《旧梁书》中和早于《旧梁书》而在当时的北方十三国之一的虢国统治下成书的《温书》中都有所体现：
呜呼，自太祖开建国朝，至于洛京陷乎胡狄，前后四君，岁有六纪，其兴衰之道，理何在焉？昔太祖武皇帝地非权贵，业不世积，逢文末天下骚乱，会四海逐鹿纷争，乃以圣武之姿，膺天命之寄，顺民乐推，奋剑起义。[（梁）常湛撰，（东秦）明思宁注：《旧梁书》卷33，“呜呼”二。]
呜呼，古人云：“天下寄望，虽谦而不宜辞。”（注曰：语出《同书》）信矣！夫当洛京倾覆之时，区夏陆沉之际，四海惶恐，天下震愕，中宗以迭代之弘德，累世之积威，江表归以众望，海内期以重光，挽狂澜于即倒之任，扶大厦于将倾之责，舍中宗而谁寄！故建邺文武，甘心尊奉；吴楚士民，诚衷乐推，遂膺天命以称帝，顺人心而登宸，续国朝于建邺，保宗庙于江左。[（梁）常湛撰，（东秦）明思宁注：《旧梁书》卷34，“呜呼”二。]
评曰：耿松守县纯于刘氏，耿荣持诚节于梁朝，虽未谙天时之谁有，不识符历之将移，然考其志情，谅可谓忠烈焉！海内至今称忠，必推松、荣者，良有以也。耿封膺父业于危难之际，耿栴踵兄事乎祸扰之秋，并穷心竭力，竟之以死，使梁河北之郡守皆如是兄妹，侯多氏何以取洛阳邪？耿峤继累世之基，处环危之境，知梁运之已绝，明温德之将盛，遂迎王师而臣明武，可谓晓天命矣！耿芸念皇朝之积恩，谓宗族俟时而报憾；耿棕忆乃兄之旧言，因世德拔剑而成忠，论其意烈，非亏先祖；计其志纯，不逊往宗。至于耿励续数代之美名，承罔替之职封，叛将才次，城门即开，乖世人之称，贻有识之耻，恨哉。[（虢）司马纯等撰，（东秦）郜棠注补：《温书》卷30《渔阳耿氏列传》。温王朝史臣还曾通过书写其统治者出生时的“异象”来宣扬其“天命正统”，参见张仕一：《“白光”与“玄凤”——温王朝的“异象”与德运》，《蓝文剑与洛阳城——温王朝政治史研究论文集》，第3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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