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军队来说，“马放南山”是最讨厌的事情了，在这方面，也格外敏感。而即便只谈决策之事，征讨金国也是尚书令与枢密院共同做出的决议，军争之事，他们这些将门世家、行伍出身，还不如一干文臣明白？
被激怒的军队系统是可怕的，其报复也来的迅疾，手段更是直接。驸马、乐平公、枢密使李继隆直接拖着病体找皇帝刘文济，态度决绝，语气严厉，向皇帝表明对徐士廉等人的不满。
并且上了一道劾章，说徐士廉等人不通军务却妄谈军机，其言行包藏祸心，藐视将士之功苦劳，为免寒军队之心，请皇帝严惩，还将士一个公道。
顺带着，李继隆还提起一桩往事，言三十多年前榆林之乱时，徐士廉作为一名戴罪士子，也曾于丰州与守军浴血奋战、力却贼寇、保境安民，籍此得幸于太宗，一路提拔，平步青云，累进宰相。
那些清流也就罢了，徐士廉曾久经边陲之苦，对将士之苦，戍边之劳，当有深切之体会，当有怜恤之心才是，然今日却以偏概全，大肆指责，必有不可告人之私心。
李继隆一番话，几乎是赤裸裸地指责徐士廉假“未竟之征伐”，行党争之事，居心叵测，其心可诛......
刘文济当然知道徐士廉此举，含有一定私心以及明显的政治意图，但也不至李继隆说的这般严重。不过，面对李继隆那怒气腾腾的模样，还是得善言劝慰，加以安抚，并表示会给枢密院与军队一个说法。
事实上，皇帝刘文济心里，对徐士廉、鲁宗道的一些说法与立场，也是不大认同的。刘文济打小从世祖皇帝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一点关于政策的认识极为深刻，那就是凡是皆有利弊，当扬长避短，绝不能以偏概全。
倘若什么政策、决策都只盯着弊的一端，那就不要做事了，不做才能不错。同时，对鲁宗道刘文济也有些意见了，他承认此人的正直、忠贞，但是这不是他任意攻讦的本钱，大汉的皇帝叫刘文济，掌握朝廷大权的是权贵们，不是所有事都得依着区区一个左都御史的认识来，拂其意，逆其愿，就要上表弹劾，都察院也不是你鲁宗道开的......
不出意外的，“说法”来了！
端拱二年春，在参加完人生最后一次乾元御宴后，刑部尚书、宰臣徐士廉遭贬，坐言行无状、狂悖失察，贬至岳州当知州。岳州作为湖北道三大州之一，气候适宜、鱼米丰足、经济发达，乃是刘文济给徐士廉选的养老地。
结果天不遂人愿，或许是徐士廉忧思过度，又或者晚年失意本就难捱，还没有到岳州，徐士廉在渡长江时，见江水滔滔，奔流东去，于船上吟诗一首，当夜与江陵驿馆郁郁而终，享年六十七。
得到江陵府的汇报，皇帝刘文济也不禁唏嘘，感慨不已。作为太宗皇帝身边的心腹之臣，刘文济对徐士廉实则是很熟悉的，也佩服其坚忍，只不过，此人太过眷恋以往，难为己用......
与徐士廉一同遭贬的大臣还有一些，官职、名气最大的，就是鲁宗道了，迁泉州知府，据传那里吏治腐败，正好让鲁宗道这股清流去涤化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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