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身既是台辅执政，又是相当一部分豫州乡宗所仰仗的首领，在公在私，褚翜都有太多需要权衡的地方。
身在他这样一个位置，必须要有面面俱到的能力，比如眼下甚至就连他的堂弟褚季野都指责他作为台辅执政，在郗鉴这件事情上处理的不对。可是他又能怎么办？
公事上，方伯私相授受的恶事屡屡发生，使得中枢权威荡然无存。私事上，不乏豫州乡人想要归乡经营，淮南那里却多作掣肘，尤其沈维周执于厉法勒人，完全没有一点情面可讲。
身为一个台辅，褚翜已经是不乏失职，作为乡伦首领，同样要承受众多不得志的乡人指摘。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连从容退去都不能，因为就算他大度放权，接手他权柄的人也绝不会有相忍的心肠。与其公器付人而自身随波逐流，他还不如迎难而上打拼出一块立足之地。
就像这一次的徐州权位交接，沈维周甚至连试都懒得试。而事实上，就在前一段时间还不乏豫州乡众前来游说褚翜，希望他在这方面不要施加阻挠，以期与淮南关系稍作缓和，铺垫乡众北归的道路，而褚翜对此也是保有一定幻想的，然而事实还是给了他一个极大的讽刺。
台臣们私下里不去拜会郗鉴，但这种私情交际其实又哪里是褚翜能够控制得了的。正是因为过往这段时间大量的吴人被清扫出去，使得台臣主体便成了青徐豫兖等地人家，而因为徐州权位私相授受的问题，使得各方都不同程度的遭受了损失。
所以，冷落郗鉴可以说是一个共同的决定，而不是哪一个人的主张。
当然这件事当中还有一个更大的罪魁祸首，那就是眼下正在广陵的沈维周，但欺软怕硬人之天性，面对这种形式，真正在位的台辅都还没有明确流露态度要进行声讨，谁又敢贸贸然向沈氏瞪眼。所以这当中积攒下的怨气，自然加倍向郗鉴倾泻而去。
“徐州事务，关乎各方，非你能论。季野你也不必再多作分心旁顾，这段时间认真挑选旧好佐员，开春之后，先往宣城赴任。年关之际，我将会提议宣城王出领左卫，提防石头，有此呼应，宣城诸多事务你也能尽快入手。”
面对日趋严峻的形势，台辅们也渐渐不再指定什么虚妄的大目标，而是专注于眼下，像是此前的整顿台城、清扫在畿吴人势力，都是这种思路的产物。
此前褚季野出掌会稽，控制吴中腹心，理论上看起来算是不错的安排，但实际上能够发挥出的效果却微乎其微。
吴会之地最精华所在还非甲兵，而是钱粮，但是沈氏等吴人多年来的经营，藏富于民，使得无论什么人就任吴会，只要不能获得吴人的认可，便很难插手最核心的钱粮调度。
所以与其再将褚季野安排在会稽强求一个名分，实际却只能做些缉捕乡野匪徒的琐事，还不如放弃这一块鸡肋，用在更实际的位置上。
眼下建康的形势，实际是褚翜与诸葛恢双头执政，各自拥有一批拥趸。双方也是以建康为界而左右各自布置，蔡谟因此前妄论颇损声誉，因此被安排去了晋陵，京府的刘超同样是琅琊人，诸葛恢的儿子诸葛甝以琅琊长史而掌管侨郡事务。
建康以东多被青徐人家占据，那么褚翜自然要重点经营建康以西，将褚季野召回安置在宣城便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布置。周谟代替卫崇出任护军，以石头城为中心开始大力整顿宿卫。
原本历阳的庾翼也是一股值得倚重的力量，可是此前庾冰的自作主张令得台辅们陷入极大被动，各方都极为不满。而褚翜作为执掌局面的人，就算有心缓和关系，但却不得不考虑其他方面的影响，所以干脆将原本庾翼手中的宣城收回来，由自家掌握在手。
对于堂兄的安排，褚季野不置可否。大概是因为不在时位，他多多少少还存有一些理想情怀，觉得眼下最重要还是内外通力合作光复晋祚为主。
在这方面他是比较羡慕旧友杜赫，能够从于所愿显迹江北，而他既然承惠于家族，这种时刻也就难得自由，要为家族所缚，对于堂兄的安排没有拒绝的余地。
“有一件事，我也要向你先作通声。来年台中针对吏务还会有更严监察，届时会有巡使走访乃至常驻郡中，严察政务，失职者即刻解职论罪。这一次将由京府刘世瑜主持，他是一个怎样人，也不须我再多言。到时候，你自己要记得检点。还有随员拣选方面，应以德行为先，待到各县出缺，即刻补缺入事。”
江北徐州那么大的动作，台中不可能没有反应，但若直接针对徐州，难免流于意气之争，而且未必能够占到优势。
徐州恶事的发生，本质上还是台中对地方事务的失控，所以想要缓和乃至于彻底杜绝，还是要从根子上做文章，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可是眼下的江北，是台中影响不到的地方，那么也只能先将江东郡县更作巩固。
这原本就是台辅们商定好的步骤，先巩固住中枢的事权，然后再次第向外扩散，覆及整个江东，继而再反制江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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