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后正式下葬之后，各项朝仪也次第恢复，皇帝虽然仍在丧期，但基本的大朝也开始出席，不再像此前那样完全的拒见台臣。
四月望日乃是久乱之后恢复的第一次大朝期，乱后的各项事情也要在这一天讨论出一个结果，算是定下一个乱后兴治的基调。
所以望日大朝之前的几天里，整个台城里也是忙碌异常，大乱之后各种礼章制度、法理人情都要进行各种修复并审察，台省各官署长官只是负责具体的提案举措，而要将这些提案进行理论上的补充并使之在实际上能够行之有效，这就是那些宫寺掾属们的责任。
台省中枢乃是晋祚治国最高权力中心，任何一项政令的颁发，可不仅仅只是着眼当下、脑门一拍便能定调，向上要追溯秦汉旧制的精髓，向下要留为百代臧否识鉴，所以往往一项看似简单的政令，深论下去都有千丝万缕的线索与各种祖规旧制有所勾连。
如果在这方面有所欠缺，不独在当世人观念中无法接受，欠缺法礼上的正当性，真的实施下来也将贻笑后世，为人所讥。
台城内数量众多的品级不高的宫寺掾属、包括那些连品秩都没有的吏员们，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要进行这一项工作。
想要在浩如烟海的古章旧籍里寻找出可以适用于当下具体目标、在法理上的依据，同时还要用严谨条理的笔法表述出来，可以想见这任务有多么繁重。
而事实也的确如此，位于台城统序最底层的许多校书、司文等吏员们，绝大多数都是埋首于这些故纸堆中，有的甚至整月整日的不见太阳。
想要胜任这样的职事，最基本条件便是能识字、通文理。南渡初期，侨人在政治上对南人呈压制状态，其实也跟这方面有关系，侨人在文化素质上远远高于南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南人即便身临高位，但是因为欠缺这种学理上的素养、人才上的储备，也根本不能发挥出其职位带来的权力，沦为一种尴尬的摆设。
尤其在侨人充任属官的局面里，许多侨人属官就要在这种引典循章的工作中挖下坑来，故意引错典故，南人主官若是不能察觉，就这么报上去，即刻就会沦为时流笑柄。
像是早年三定江南的义兴周玘，曾经有过短暂在台城任事的经历，就曾这样被人陷害过，事后追究反被讥笑连这种典章常识都无，有什么资格正色立朝，因此羞愤引退于外。
因此中兴早年的局面，南人能够立足台城中，往往都是纪瞻、贺循等本身经义造诣便极高的学术大家，像义兴周氏、吴兴沈氏这种真正江东中坚力量，则一直被排斥在外，以为武事卑用。
这个问题真正得以扭转，还是由于吴兴沈氏的崛起，特别是梁公沈维周早年入仕，担任时任太保的王导属官东曹掾，在其人主持下将台省三阁旧章进行了一系列的汇总编撰，这成果不独储备下来，又通过印刷之术得以传播开。
这些工作虽然看不到实际的收益好处，但却是第一次将台事政令形成的逻辑过程、步骤并所引用的材料，完完全全披露在南人面前。其后又有大量三吴子弟被引用进入台城，通过具体的案牍事务磨练才能，这才让南人当中开始大批量的涌现出合格的行政人才。
正是因为有着这种前期的准备工作，吴人才能在台省之间渐渐形成一股势力，看得见的是高层权位之间的博弈，不太引人注意的则是在基层办事的吏员层面，吴人也渐渐的后来居上，使得台内不再是侨人一枝独秀。
正是因为有着这种底层的支持，吴人台臣们才能够行使其权力，否则就算是通过权斗将一个位置博弈入手，身在这个位置上的人却完全不具备行政常识和能力，任何一项政令都拟定不出来，也完全没有什么意义。
此前台辅们虽然联合打压吴人，但驱逐的主要还是那些身在显眼位置上的台臣主官，但是对于基层的吏员们却没有调整太多。因为一旦完全肃清的话，台事也将因此瘫痪。
明白了这一点，才算是明白了整个台城体系的权力运作方式。就像此前明明褚翜、诸葛恢俱都不得自在，执掌中书的何充已经是硕果仅存的台辅，但何充身在其位却偏偏做不出什么匡扶之举，不是其人能力不足，而是来自底层的抵触不配合，让何充纵有方略却不得实施。
同样的，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才会明白，在台城这个运作体系之下，哪怕整个建康的防务已经尽被江北王师所控，沈氏在明面上的实力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但诸葛恢同样不失自保之力。
要知道中兴建制，以王氏为首的琅琊乡宗可是出力最大，再广及青徐侨门，所以最初整个台城运作大部分都是青徐侨门支撑起来。后来虽然经过豫州侨门并本土吴人的接连冲击，但仍保留着根深蒂固的底蕴。
沈氏意指诸葛恢，要将台辅一网打尽，这一点时人皆有感应，而诸葛恢看似在表面上没有什么举动，其实私底下一直在努力撬动青徐侨门这一股潜在力量，就是要让沈家无论要怎么动他，在法礼上找不到足够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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