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友听到这话，心内绷着的一口气才徐徐松下来，只是一想到彼此立场的不同，心情转又复杂几分，望着张健说道：“可惜贤良错付……”
“世间贤良何其多，君能识者有几人？”
张健亦知似纪友这种吴中望族子弟，哪怕表面再如何顺服，终究与他们这群叛逆不是一类人，并不介怀于纪友的感慨，却以近乎自剖的语调说道：“我倒可惜纪君此类公允明识之人不能早居高位，否则国事何至于此。向年我等奉王命而过江，何尝不想以此一腔热血庇护一方山水安宁，若非身被逼辱至于途穷，哪敢为此恶事！”
纪友听到这话后不禁默然，他是真的为张健感到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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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关内近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军事行动，除了伤员休养之外，其他士卒也都保持着基本的军事操练以维持士气和体能。
那一战除了打出威名之外，也让大业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报捷之后，行台很快给予大业关这些将卒们进行了表彰。如今平叛之事尚未完成，因而众将只赏职事，未议爵俸。
作为此战主将，沈哲子加三等昭武将军衔。虽然三国以降杂号泛滥，将军号已经不甚值钱。但沈哲子以少年而得授三等，而且还是实任的假节督护，除了一些特殊情况而用事的宗室诸王之外，亦足引人瞩目。但他这荣耀乃是实打实的战绩换来的，并未引起什么非议。
自沈哲子以下，众将皆有犒赏。徐茂作为前锋冲阵首功，加义兴太守职，赐幢盖仪仗。郭诵本有侯爵幢盖，南来后被罢除，借由此功尽复。沈家的沈默、沈牧都得四等将军衔，而杜赫、陶弘等等一类随军参谋军事者，也都领到了一份勋职。
在这一类事情上，庾怿要比庾亮真性情得多。庾亮在位时，为了避免物议，除了推掉自己的封赏之外，家中兄弟的事功之赏也都能推则推。庾怿则不然，借着沈哲子战报上给庾曼之记上的功劳，直接给儿子也加了一个勋官。
这也是沈哲子更乐于与庾怿接触的原因之一，人都有私心，似庾亮那种为公近伪的人反而不好相处。因为这一类的人，下意识把自己置于舆论不能怪罪的位置上，看似是为了避嫌，内里却是在推诿。有功而不受赏，有过自然也要不受责。这不是一个执政者该有的做事方法。
除了职事上的升迁外，此战也给东扬军带来了大功十余件，小功千余。
对于这个时代的记功方法，沈哲子还是茫然，实在太复杂。不过他也清楚，这些功劳在战后都能兑换钱帛米粮或是土地。如果能够如实兑换的话，对于这些浴血奋战的将士们而言，也是一桩大赏。
但是朝廷的财政状况却始终不甚理想，想要如实兑现实在很困难，为了要维持将士用命，只能将地方上的财政或行政权力分割直接发放给那些主将们，由他们自行犒赏兵士。这也是世兵制崩溃而家兵制越来越盛行的原因之一，中枢权越小，地方权越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像是沈哲子这一次大捷的功劳，参战的东扬军乃是募兵，地方上本来就没有在籍的土地予以封赏，想要兑换功劳，只能给予东扬州刺史沈充更大的权力，由其自筹。
而另一部分则是沈家的私军，有一半的功劳要直接记在沈哲子身上。如果沈哲子只是在朝廷没有根基的流民帅，这份封赏还能打一个折扣延迟兑换，但沈哲子偏偏又不是。如果要兑换这一份功劳，必然要给予他实封，或是爵位或是职事。
像这样的战功兑现，其实历代都没有特别好的方案，一旦战事过于频密，必然要对中枢的事权和财权造成伤害。历代开国之君，往往都要清算功臣，除了忌讳功高盖主之外，大概也是因为打天下的过程中封赏过于泛滥，用这样的手段来延缓一下矛盾的激发。
这个问题，沈哲子眼下也不必考虑，不过心内对此也不乏感慨。人可共患难而不可共富贵，打天下的时候是亲密无间的战友，恨不能推心置腹、割股共食，可是一旦身份转变后，昔日的同袍战友便成了社会不稳定因素，仁厚一些的尚能共享富贵、剥夺事权，刻薄一点的那就是相看两厌，不如不见。
由于东扬军的特殊，即便事功还未兑现，将士们也都是所获甚丰。大业关乃是京口屏障，有张健这样的凶人在外游弋，即便是雄关阻途，京口也都是人心惶惶。这一战直接打垮了张健，解除了京口的兵事威胁，因而近来民间犒军之举也是风行。
京口这些人家，别的或许稍逊，唯独钱财不缺。在行台封赏下发之前，便有众多人家自发的押运物资财帛往大业关来。在这些人当中，吴人占了很大的比重，热情高昂，简直让人难以消受。
如今大业关内，已有堆积如山的物资。这一类的劳军物资，沈哲子也无克扣必要，尽数发放下去，每一名士卒所得犒赏都丰厚至极，以至于每到饭时，整个关内都弥漫着一股浓郁的肉香，大锅沸汤猛煮，人人都能大朵快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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