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除了在开国之初盛行与勋贵联姻以外，诸如太子朱标取常遇春之女、燕王朱棣取徐达之女等，之后有明一代的后妃很少出身勋贵家族，多是挑选自民间，因此出现了“后妃多出民间”的现象。
因为明太祖朱元璋规定天子后妃及其亲王王妃，必须要选择普通的良家女子，当然范围没有限制到必须是普通老百姓，像普通的官、军之家也可以，只要家道清白，相貌不错就可以。
一般选妃的范围是京城及其周边地区，类似于后世的海选，然后由礼部筛选，最后剩下的几十人带入宫中，挑选一二人作为后、妃就好，至于其他落选女子是以礼送回家。
这样一来，皇帝的内宫之中后、妃都是出自普通家庭，后族没有强大的势力，自然对于皇权形成不了威胁。
选择后妃的范围虽然限制于普通的家庭，避免了因为后族势大，以至于后、妃威胁到皇权。
但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如果后妃中有受皇帝宠爱的，其家族不是马上就水涨船高了吗。
这点，明太祖朱元璋也考虑清楚了，那就是给予外戚的待遇，往往是授予有职无权的职位。
比如说明仁宗的张皇后，被称之为“女中尧舜”，出身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她当选为太子妃以后，父亲张麟仅仅是被授予为七品的兵马副指挥。
明代宗的汪皇后在明代后妃中出身算是很好的了，父亲汪泉是世袭的金吾左卫指挥使，汪皇后被册封为郕王妃时，汪泉也就是升为三品的兵马司指挥，禄不视事，也就是有职无权，等到汪皇后正位中宫，汪泉进为泉都指挥同知府军卫，依旧是有职无权。
一般来说这些外戚也就是给一个锦衣卫的虚职，封为伯爵，最多是侯爵，还是有职无权，享受着俸禄就好了，当然外戚待遇还是不错的，像爵位就可以世袭。
但明朝皇帝对于外戚一直是防范于未然，时不时打压一下，避免其势力膨胀，像到了明世宗嘉靖帝在位期间，以外戚世封非祖制，认为“祖宗之制，非军功不封，洪熙时，都督张昶封彭城伯，弟升亦封惠安伯，外戚之封，自此始。循习至今，有一门数贵者，岁糜厚禄，逾分非法”。因此废除了外戚爵位世袭的惯例。
在这种情况下，有明一代内宫压根干政不得，连外戚都掀不起什么风浪。
故有明一代，外戚最为孱弱。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防止宦官干政，曾在宫门口立下禁止宦官干政的铁牌。
其实朱元璋为了防止内宫干政，还立下过另一块铁牌。
朱元璋曾命工部制红牌，镌戒谕后妃之词，悬于宫中。
牌用铁，字饰以金。
里面是复着令典，对于各种规矩说的很是详细；虽然禁止太监干政那块铁牌后来被太监王振取走了，但这块禁止内宫干政的红牌倒是没有被人取走。
而且有明一代也没有出现过内宫干政的情况。
还有在洪武元年，朱元璋就命儒臣修女诫，谕翰林学士朱升曰：“治天下者，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俾预政事。卿等其纂女诫及古贤妃事可为法者，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
经过朱元璋对于内宫如此细心的管理，是以终明之代，宫壸肃清，论者谓其家法之善，超轶汉、唐。
明朝在制度方面限制了内宫和外戚权力，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那便是没有出现内宫干政和外戚专权的现象。
但弊端也不少，首先后族是一把双刃剑，用不好了，自然是内宫干政外戚专权的情况，但用好了也是皇帝的一个强大外援。
皇帝可以利用后族与文官集团斗，与一切不利于皇权稳固的势力去斗，自己去居中调节，从而大权独揽。
但是很明显明朝在这方面制度上是一刀切，直接限制死了后、妃和外戚的权力，自然利用不到他们了。
所以皇帝只能利用身体不全的太监来对抗文官集团，太监因为身体不全的原因，往往多是心理变态之人，所以一掌权就是祸国殃民，其副作用还是很大的。
其次因为明朝的后、妃，及其宫女多是来自民间，并非出自世家大族，所以在培养皇子方面，多是培养出一些带有市井之气的皇帝。
诸如明宪宗，他宠爱的万贵妃是他的奶妈，从小就陪伴他身边的，万贵妃出自普通家庭，从小所受教育不好，自然影响到了明宪宗。
由此可见这个弊端，其实潜移默化之下，影响还是很大的。
这也是为什么明朝皇帝多是带有市井之气，多是任性之辈。
当然以大局观来看，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这个制度还是很成功的。
使得有明一代276年，没有出现过内宫乱政和外戚专权的情况。
朝廷为当时尚为信王的崇祯皇帝选妻之时，明熹宗的张皇后并不看好周氏，因为她年级最小，体质也弱。
但当时祖母辈的宣懿太妃刘氏，明神宗的昭妃以忠厚谨慎着称，掌管着皇太后印玺，对选立后妃有极大的发言权，她却唯独在三位应选的淑女里看中了周氏，对张皇后说：“周氏虽弱小，以后必然要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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