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一战风波 第二〇三章 历史的拐点
其实从心底里讲，袁世凯并不想做皇帝，真正想做皇帝的人是袁克定。作为推翻满清皇帝的人，袁世凯怎么会不知道现在的革命浪『潮』是如何凶猛；尽管有袁克定的假报纸、杨度等人的假民意，袁世凯到底假不知还是真不知，也没有人清楚。但他还是让众人去筹办皇帝登基的一些事情和准备工作，也多少反应出一点他好像赞成和同意自己被人推上皇帝宝座的意思。但今天真相大白以后，说是让他的梦破灭了也好，或者是让他看清了真正民意也罢，都对他继续称帝登基造成了很大打击。那么在袁世凯心里，对自己在这个时期登基做皇帝是一个什么样的真正态度呢？
首先，是心理上面有阴影。从祖辈开始袁家都有一个“活不过六十岁”的怪事。袁世凯祖上官至一品，更有“父子进士”、“兄弟举人”的美谈。然而袁氏一族虽然官运亨通，但大多短命而亡。袁世凯的曾祖父袁耀东不足四十岁便去世，叔祖袁甲三五十七岁时死亡，生父袁保中活不过五十一岁，嗣父袁保庆四十九岁时散手人间，堂叔袁保恒仅活到五十二岁。这些活生生的例子让袁世凯对自己马上到来的六十岁充满了恐惧，已经五十五岁的他还真担心自己活不了多久。于是在听了大儿子的话，当上皇帝就可以冲破这个魔咒，让自己包括后世的袁家人活过六十岁。
其次，就是中国在帝制覆灭以后，国情转换的不适应。在当时人们的习惯中，皇帝就是中央『政府』，皇帝没了，就等于说是国家没了，中央『政府』也就没了灵魂。历史上就算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不是还有那些刚刚剪了辫子、留着齐肩长发的老顽固出现吗？
中国本来就是一个传统封建农耕国家，皇帝出现在老百姓心中有几千年的历史；共和才几年，所以国人（普通老百姓）对新出现的共和并不熟悉，或者说从心里面有些抵触。他们都不知道总统是个什么东西，为何换了江山，不称皇帝叫总统！可以说民国从诞生那日起，中央『政府』就缺乏足够的权威；袁世凯做总统主要是靠他的军事力量和手腕在撑着，缺乏来自传统的支撑。所以整个民国北京『政府』的政令，从来都不是完全被执行的；这就让袁世凯想起帝制时皇帝一人说了算的好处。
第三，就是袁世凯所领导的『政府』解决不了面临的实际问题。任何国家的中央『政府』，都是靠地方养活的，地方不往上解款，中央『政府』的日子就没法过；从一九一四年开始，袁世凯『政府』面临的就是这种情况。当时，梁士诒做总统府的秘书长，大事小事，都得他来『操』办。对于各地向中央解款不积极这事，他也很是着急。一日，他找来财政部的人，问为何各地总是拖着不解款？财政部的人回答说，你看，浙江国税厅的厅长对于解款的事儿积极了一点，就被浙江都督朱瑞找了个茬儿，上报中央解除了职务，现在这个厅长还在财政部被投闲置散，无事可做。前车可鉴，谁还敢热心解款呢？梁士诒听了，大有感触，但也无可如何。
二次革命以后，随着袁世凯命令自己的部队进入一些省份，接掌各省大权，各地实际上都是军人『政府』。拿枪的军人，一旦有了地方行政权和财权，如虎添翼，中央『政府』也就不好管了，赵天一本人也就是很好的例子。二次革命虽然撤换了一些都督，但也为带兵的北洋军将领所取代，结构上换汤不换『药』。带兵的师长们一旦带着兵变成了地方都督，所带的中央军队，转身就变成了地方军队，跟袁世凯就隔了一层。即使袁世凯实行改革，把都督变成将军，另设省长主民政，依旧改不掉军人专权的局面，将军并不只管军事，依仗手里有枪，什么都要管，大多数省长变成了这些将军的小跟班，什么都要听他的。
当然，各别省的一些情况例外，比如山西民政长阎锡山就对袁世凯派去的山西将军陆建章不假辞『色』，不但不配合，反而对他处处设防；奉天民政长杨永泰，干脆就架空了新去的奉天将军段芝贵，段芝贵在回到北京参加赵天一婚礼之后就借故留在北京赖着不回奉天了。他这只是在奉天生活了几天而已！
这样一个事实上军人专权的地方态势，加上没有皇帝的中央『政府』，各地的分权趋势，只能越来越明显。别的不讲，单解款一项，就会越来不积极，甚至于拖欠不缴。到了这一步，袁世凯则连一个有地方实权的军人都不敢动，别说问罪，连免职调职都不敢，无论他们怎么骄横。这些军人里面以赵天一为最典型的代表，而面对赵天一，袁世凯也只能采取拉拢和亲的手段。他主政的几年，只发狠杀了一个没有兵权的京兆尹王治馨；不过杀了这只鸡，众多猴子并不害怕！
从以上几个原因这就可以理解，为何袁世凯会有心思做皇帝了。这不仅是由于大儿子一旁的蛊『惑』、杨度的巧舌如簧，还因为前朝帝制成功的例子在哪儿摆。有皇帝在，就有权威在、就有权威摆在国人面前。他就可以借助这种权威来消除全国各地军人割据、不服从命令的局势，从而开始建设一个新中国。当然，这种心思是建立在全国民众支持他做皇帝的基础上，只要老百姓支持，他袁世凯就不会害怕南方孙大炮之流的革命党因为他做了皇帝而反对，因为这是民心所向、是老天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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