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海亚尔检察官。”
第一次庭审结束，法官及其助理退出法庭，其他人员也纷纷站起，准备离开。穆嘉桐快速走到距离控方席位最近的地方，隔着1米高的木制栏杆向检察官打招呼。
海亚尔已经从座位上站起，正在把厚厚的一沓文件放进一只边缘已经严重磨损、因为经常被装得鼓鼓囊囊而变形的黑色真皮公文包里。听到旁听席上有人对他打招呼，他侧转身，警惕地打量着向他打招呼的一位白净、漂亮的东方女孩。
“我是章亚飞的未婚妻，有重要情况告诉您。”穆嘉桐担心对方误会自己，便迫不及待地自我介绍说。
海亚尔向穆嘉桐走近了一步，问道：“您是记者吗？我是不会同记者谈论案情的。”
“我过去曾经是记者，现在不是了。请您放心，我与您的谈话，我不会泄露出去的。”
海亚尔点了点头：“请您在法院门口等着我，我收拾完东西就出来。”
“好的，谢谢您。”
穆嘉桐在登记处领取了寄存在那里的手机和手表，在门外等了几分钟，海亚尔走出大门，对穆嘉桐说：“请跟我来。”
两人一起来到法院停车场，坐上了海亚尔的白色私人轿车。海亚尔开车，带着穆嘉桐，来到军方检察院办公楼。轿车直接开进办公楼的地下停车场。二人下车，乘坐电梯上楼，来到海亚尔的办公室。
办公室位于四层走廊的中部，狭小而凌乱，进门左手是一张办公桌，桌上各种卷宗和文件堆积如山，完全看不到桌面。穆嘉桐没想到，在办公无纸化时代，竟然还能见到如此壮观的文件金字塔。办公桌后面的两个书架里，也塞满了书籍和文件。
办公室的右手靠墙放置着两张酒红色单人沙发和一张茶几。海亚尔把看不出原来模样的公文包放在办公桌旁边的地上，把军帽挂在墙角的衣架上，请穆嘉桐在靠里的一张沙发上坐下，然后扒拉开办公桌上凌乱的文件堆，拿起一只座机电话，按了两个数字按钮，说到：“送两杯红茶到海亚尔办公室。”
在另一张沙发上坐下，海亚尔用英语问穆嘉桐：“您从中国来？”
“是的，前天到瓦哈市，主要是为了旁听庭审。”
“庭审将持续很长时间。这个案子相当复杂，除了与章亚飞有关的绑架案，还要审判被告叛国、从事针对平民的武装活动等等多项罪名。我估计将持续至少一年时间。”
“就不能加快速度吗？”
海亚尔苦笑了一下。“我们国家的办事效率很低，而且军事法院积压的案子太多了，很难加快速度。”
穆嘉桐说：“章亚飞是我的未婚夫。我原来是一名记者，为了他的案子，我把工作辞掉了。所以请您放心，我们之间的谈话，我不会泄露给别人，更不会进行报道的。”
“那就好。”
一名身穿灰绿色衣服、瘦小的中年黑人敲了敲敞开的房门，走进来，把端在手里的托盘上的两只玻璃杯放在茶几上。玻璃杯里茶水透出红琥珀般的诱人颜色。
那人退出办公室后，海亚尔指着穆嘉桐面前的玻璃杯对穆嘉桐说：“请喝茶。”
“谢谢。”穆嘉桐端起茶杯，抿了一小口。红茶非常甜。杯子里还残留着没有融化的白糖，薄薄地铺在杯底上，像一层小雪花。穆嘉桐把茶杯放回茶几上。
“您有什么事情需要告诉我吗？”海亚尔问道。
“是的，”穆嘉桐说，“我认为章亚飞是无辜的，他不可能与绑匪合作。绑匪说他们与章亚飞自编自演了绑架案，这是他们编造的……”
海亚尔打断穆嘉桐的话。“您要知道，小姐，这起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因此我是不会同任何人讨论案情的，除非您是向我提供我们还没有掌握的新情况，否则这次谈话就结束了。”
“我是有情况要提供给您。”穆嘉桐说，“我认为绑匪是在别人的指使下绑架章亚飞和另外两名中国工人的，章亚飞是受害者而不是策划者和指使者。”
“你能告诉我谁是策划者和指使者吗？”
穆嘉桐说，“是启明星传媒公司的副总编辑赵松柏，我和章亚飞都曾经是这家传媒公司的记者。是赵松柏建议章亚飞到达尔贝都因国来采访的，否则章亚飞不可能来这个国家，也不可能遭到绑架。所以，即使赵松柏不是策划者和指使者，他也一定是参与者，与别人一起陷害章亚飞。”
海亚尔说：“您说的这个情况很重要，的确能够解释案件中的一些疑点。比如说，章亚飞为什么会来达尔贝都因国？为什么他会在这里遭到绑架？你能提供相关证据嘛？”
“我暂时不能。”穆嘉桐说，“前几天我去找过赵松柏，但是他矢口否认曾经提出过这项建议。”
海亚尔说：“在法庭上，任何说法都需要证据来支撑，否则就没有意义。”
穆嘉桐说，“我来找您，是希望您能再次审问绑匪，只要他们承认他们与赵松柏的关系，不就能够消除章亚飞的嫌疑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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