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龙走后，谭敬廷立即给徐明峰打电话，告诉他已经把这些政治犯转移到了川沙县看守所。随后几天，徐明峰手持谭敬廷签署的保密局提审单，开着保密局的囚车，陆续把这些政治犯转移出川沙县看守所，然后直接把他们送往苏北根据地。而黄政委早就派人来半路接应，所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些被捕的同志营救出去了。
阿龙曾协助谭敬廷把陆昱霖和鸣儿父子救出了保密局的牢狱，并且移花接木，把阿强的尸体从杂物间转移到地牢里，让朱弘达误认为被烧死的是陆昱霖，而且又把朱弘达的一只不锈钢酒壶和一只珐琅打火机留在了地牢里，栽赃陷害朱弘达人为纵火，杀人灭口，谭敬廷的这个一石二鸟之计确实达到了目的，阿强被烧死了，朱弘达畏罪自杀，谭敬廷取代了朱弘达，当上了保密局上海站的站长。
阿龙曾以为谭敬廷之所以不惜一切代价，冒险营救陆昱霖父子仅仅是因为两人曾经是同窗好友和好兄弟，为了兄弟情义而不惜铤而走险。而且谭敬廷与朱弘达的矛盾正日益白日化，所以谭敬廷正好趁机嫁祸陷害朱弘达，以达到除掉朱弘达的目的。因而阿龙把谭敬廷的这种孤注一掷的行为视为权利斗争倾轧的必然。
但这次为什么谭敬廷一下子把这么多政治犯从提篮桥监狱移送到郊外的川沙看守所，而且川沙看守所相对来说，监管设施较为简陋，看守人员也比较少，为什么要移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呢？况且目前站里没有一件案子是与上海防御部署计划的泄密有关，为什么谭敬廷要编造谎言呢？
这一长串问号让阿龙有些看不懂了，如果说前一次是关乎私人恩怨，那么这一次又是为了什么呢？难道谭敬廷也被共产党收买了，他这么做并不是为了重审那些犯人，而是要营救他们出狱，把这些政治犯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阿龙越想越觉得自己的猜测是对的，现在共产党即将兵临城下，就算汤恩伯把上海打造成第二个斯大林格勒，铜墙铁壁，固若金汤，靠汤恩伯的二十五万守军能抵挡共党的百万雄师？何况还有上海地下党在内部做策应，里应外合，上海这座城市迟早是共产党的囊中之物。
如此看来，谭敬廷早就有所打算，也许他暗地里早就跟共党有所来往，那自己该何去何从？这个问题忽然摆在了阿龙的面前，他觉得自己也该为自己的前途早作筹谋，也许紧跟谭敬廷不失为一条光明之道。当初他选择站在谭敬廷一边，而阿强则选择站在朱弘达这一边，事实证明他站对了，而阿强站错了，阿强最后到死都不知道是死在谁的手里。所以，阿龙决定，无论谭敬廷作何选择，他都无条件地服从和跟随。
电讯处长姜则通给谭敬廷送来了好几份截获的共军的电报，谭敬廷看完之后便往抽屉里一塞，从此便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比如上次截获的关于保密局人事的变动的电报，共党是如何得知朱弘达死了，谭敬廷取而代之。可是电文交给谭敬廷之后，竟然无声无息了。
“站长，那份电报，你不觉得蹊跷吗？共党是怎么得知我们内部的人事变化？”姜则通终于熬不住了，主动跟谭敬廷谈及此事。
“哦，姜处长，你指的是那封截获的共党电报啊，这封电报呢，我个人觉得意义不大，朱弘达的死讯是纸保不住火的，那个汪氏，拖着儿子在保密局门口为亡夫祭扫，大喊冤枉，当时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别说是共党了，就是在大街上随便找个人问一下，十有八九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共党得知此事也不足为奇；至于我被任命为新站长，我估计是共党的猜度吧，毕竟在上海站，我的资历是最老的，而且共党也知道上海的地下组织是被我破获的，所以他们认为我接任朱弘达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这只不过是巧合而已，只能说明他们的分析还是挺靠谱的，这个有什么可值得探究的，你说，是吧，姜处长？”
姜则通尴尬地笑了笑，确实，这封电报也无关什么机密，诚如谭敬廷所说的，一切看似顺理成章。
但姜则通还是感到有些奇怪，以前谭敬廷收到共党电报之后，都会跟他谈起电报的具体事项，询问他截获的时间，波段，地点，范围等问题，现在升任站长之后，这些电报似乎无法引起谭敬廷的兴趣，常常过目一下就完事了，只字不提。也从未跟情报处，电讯处，行动处等科室共同分析讨论或是商榷采取什么相应的行动。
姜则通觉得谭敬廷当情报处长的时候尽管受到朱弘达的掣肘，阿强的窝里反，但依然干劲十足，像是一只嗅觉灵敏而且诡计多端的狐狸，而现在当上了站长之后，没人制约他了，却反而变成一只懒洋洋的猫咪，对诸事提不起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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