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立极虽然热衷于功名，但还没有到达为了权力不惜一切的地步，这也是天启把后事委托给他的原因之一，一个有底线的政治人物，就不会勾结魏忠贤做出利令智昏的举动。
但正因为如此，现在想要保住大明政局稳定的，反倒成了黄立极等中立的官员们。在他们看来，如果再次掀起党争，不管谁赢了都等于是大明输了。
阉党赢了，就代表大明士林的元气为之一空，那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没有了东林党人的牵制，阉党是不会甘心和这些中立官员们分享权力的。
如果东林党人赢了，根据东林党人“既非同道，即为仇敌”的口号，不找他们这些依附阉党对抗东林党人的官员进行清算，那是不可能的。
因此虽然黄立极觉得自己很委屈，这大明的积弊不是现在才出现的，这张江陵想要进行改革的时候，大明就已经病的不清了。但是因为刘宗周的一篇文章，这些问题就成了他这个担任首辅没几年的人的责任了，他实在是有些想不通。
但是黄立极的委屈在朱由检的冰冷眼神下，顿时收敛住了。这些日子在朝会上同崇祯的接触，黄立极已经明白，这位少年天子已经在爆发的边缘了，如果他再纠缠下去，只会把天子的怒火集中在自己身上而已。
崇祯借着刘宗周的奏章批评朝政，作为首辅他当然要站出来负责，因为刘宗周所说的都是事实。但是黄立极还没伟大到，要替整个文官集团去承担这个硕大的黑锅。
看着黄立极识趣的退下，朱由检心里也松了一口气，如果这位首辅看不清形势，继续拿辞职来威胁自己。那么到了这个地步，他也不能不对内阁进行调整了。
刘宗周的上疏说完后，居然没有东林党人站出来支持，这种反常的现象顿时引起了朱由检的兴趣。
短短几分钟之内，他就决定了进行一次政治冒险。经过这些日子对六部官员的资料查阅，朱由检发觉朝中的官员70%左右出自江南，而50%的官员出身南北直隶、浙江、江西四地，这其中北直隶出身的官员，并非全是本地土着，而是各地官员进京后，在北京的子弟。
而东林党原先不过是一个研究心学，提倡改良儒学的一个思想流派，东林书院之所以能蜕变为东林党，是因为这些文人和江南的大地主、大商人结合到了一起，成为了这些大地主、大商人的政治代言人。
这也就是为什么东林党人平日里鼓吹的是救国救民的思想，但是一到了实际的政务上，他们就自动的维护起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来了。
东林党人明知道，大明的底层百姓已经交不起税赋了，但是在加税时，他们却坚持要把这些加派加在这些已经濒临破产的底层百姓身上，到了减税时，却又大肆的分派到拥有大量土地和财产的地主、商人头上。
这种做法的结果只有一个，维持大明稳定最重要的自耕农不断的破产并消失。大量的财富被集中到了少数官僚地主、官僚商人手中，而自耕农、手工业者、小商人则因此纷纷破产。
所以从朱由检登基以来，他就知道。他最大的敌人不是后金的皇太极，也不是马上就要蜂拥起事的农民起义军，而是这些大地主、大商人在政治上的代表，东林党人。
对朱由检有利的一点是，中国传统政治对于朋党的深恶痛绝，导致东林党人并没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组织，而是分成了以籍贯、学派、师生、亲友为联系的一个个小团体，虽然东林党人在维护大地主、大商人的阶级利益上是一致的，就是反对向大地主、大商人征税，反对朝廷开放海禁。
但是一个没有统一的政治纲领，且内部小团体互相倾轧的松散政治联盟，是没有多大的凝聚力的。所以天启初年，看似众正盈朝的东林党人，被魏忠贤纠集了一帮被东林党斗垮的残兵败将，就能让这些掌握了朝政的东林党人丢盔弃甲，退出了大明的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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