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川忍不住点了下头。
荆扉开口说：“所以制度约束人的前提，那就是制度不允许小人当道。什么是小人？就是为求利益不择手段，为泄私欲不计后果之人。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则思滥矣。所以，动机、过程、结果应该保持高度的统一，以不道德的手段，去追求道德之目的，未免就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我们很会谈道德；但是一到具体的人事，却总将术摆在最前面，而将道置诸脑后了。王安石答神宗国是之问，以为择术为先，而朱熹恰恰以为：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心正术不正，尚且坏事，何况心术皆不正呢？可以肯定地说，不好的制度下，好人当道，还是可以做出一些好事来；再好的制度，坏人当道，干的也肯定是坏事。更何况坏人又如何设计制定出好的？看看混乱、生灵涂炭的时候，那肯定就是奸臣当道的时候。所以苏轼才跟王安石这倔老头抬杠，说制度不过好比音律，谱成什么曲子，弹成什么调子，还是得靠具体的人。现在想想，王安石大约是谱了一支曲，却给手下那帮宵小唱走了调，唱成了一支挽歌，给朝，也给王安石本人。最具讽刺意味的还是司马光，他一上来，就急忙要六日之内尽废新，一般人都说不能，但是蔡京挺身而出，说我能。于是大得我心，提拔之，重用之，一到元丰党人东山再起，打击旧，司马光的名字，赫然排在第一位，恨不得要将他从坟墓里挖出来鞭尸，开具这名单的，就是蔡京大人，大好河山，也就葬送在这位臭名昭着的大奸臣手里。不知为什么，这让我联想起王安石写的那首《登飞来峰》：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飞来峰上的尖塔大概是有个最高层，可是人生没有，人类的理性，总还永远不能抵达神性的高度，不可能将什么都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王安石不行，司马光不行，我们所有的人都不行。文化精英们，也许不可缺失文化自信，但更不可缺失的，是文化追求。哪一天以为真理在我，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应该对自己洗耳恭听，那么，他从神坛上跌落的日子，怕也就不远了。所以，苏轼的《题西林寺壁》，读来就有那么一点意味深长：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知道苏轼写这首诗，是针锋相对还是偶然巧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时时刻刻保留一份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警惕，对于自己的成长，永远都没有坏处，就算真的身在最高层，但青山之外，还有青山；浮云之上，还有浮云。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自屈原开始，士子，不少人乐于借花自喻。王安石就说浓绿万枝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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