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尔任斯基立刻反驳道：“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不管列
宁同志的意见是不是正确的，我们都没有权利不刊登《远方的来信》，那既是对列宁同志的不尊重，也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争论，我的意见是……”
捷尔任斯基话未说完，加米涅夫就忍不住了，他用一种显而易见的恼火的声调反驳道：“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同志，我们才刚刚稳定工人们的浮躁情绪，让事情回到正轨，这时候刊载《远方的来信》只会让他们产生错误的想法。列宁同志不在国内，不知道局势的险恶，难道您也不在国内？你这种想法是极其幼稚的！”
捷尔任斯基倒是比加米涅夫蛋定得多，似乎看不出有任何火气，依然是那么语重心长：“我当然了解您的顾虑，但是我也必须提醒您，不管是《远方的来信》还是《给启程回国的布尔什维克的电报》都已经在国外的报纸上发表，我们只能遮掩一时却遮掩不了一世！而且若是传出去《真理报》拒绝刊发我们布尔什维克领袖的文章，这将造成怎样的误会？又会让下面的同志产生什么样的想法？我的意见是……”
“这也是我为什么不同意刊发的重要原因！”加米涅夫显得愈发的急躁了，“列宁同志的这两份东西是鲁莽和急躁情绪的产物，是列宁同志被二月革命的胜利激情感染下，一时的冒进！等他冷静下来绝对会收回这种不切实际的念头，正是出于对列宁同志名誉的负责，我们才不能刊登这种东西！”
从某种意义上说，加米涅夫的出发点确实是对列宁的名誉负责，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导师和领袖犯错误。然而这个出发点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加米涅夫是对的，但他是对的吗？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回顾十月革命的历史时，几乎是异口同声的认为不管是列宁还是托洛茨基的主张过于急躁，当时的俄罗斯有更现实、更温和、更有良心的选择。但是，但是为什么他们更欣赏的更现实、更温和、更有良心的那一部分人没有取得成功呢？理由很简单，这帮孙子真是一群蠢到了家的窝囊废。
不是布尔什维克有多强大，才抢到了政权，而是这帮孙子实在是低能和自作孽。二月革命之后，两个政权并立，从形势上说苏维埃执行委员是愿意支持临时zhèngfu的，但是临时zhèngfu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关键问题上失分，从四月危机到第一次联合zhèngfu，再到七月危机，九个月之内临时zhèngfu总是在最关键的问题上给出错误的答案。
四月危机、第一次联合zhèngfu到七月危机，临时zhèngfu的行情一路走低，从最开始的能获得苏维埃绝大多数的支持，到最终被苏维埃所抛弃。不是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区联派和社会革命党左派有多强大，就算是强大也是临时zhèngfu自己造成的，一个人下一两次臭棋很正常，但是下的每一步都是臭棋，那除了说自取灭亡还有什么别的解释？
正是临时zhèngfu一次次下臭棋，导致了苏维埃权力的重新洗牌，支持他们的中间派和保守派一点一点的被选出了苏维埃，到头来还不服气，说是人民受到了蛊惑。不是自己无能而是对手太邪恶，这种借口每一个失败者都会找，但是却没有任何意义。只能说历史给了临时zhèngfu一个充当救世主的机会，但他不光不珍惜，反而硬是要哭着喊着演反派，人要找死老天爷凭什么拦着？
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加米涅夫选择了一条自以为正确实际上却完全错误的道路，并一路走到黑，他和临时zhèngfu一样每一次都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幸运的是他老师列宁一次又一次的将其拉回来，一如既往的信任他，为他辩解开脱，作为一个老师已经是仁至义尽。但是老师不惩罚他，不意味着他能永远的幸运。在几年后同班小弟斯大林抓住他在1917年犯的错误好好的给算一算总账，虽然后者在1917年并没有比加米涅夫表现得更好。
当然这些是后话，暂时也没必要提，只要知道加米涅夫现在自作聪明，以为自己这个得意门生可以纠正老师的错误，可以自立门户并准备和老师掰掰腕子了就够了。
因为骄傲所以得意忘形，这就是加米涅夫心态，也是他以后杯具的重要原因。而站在他对面的捷尔任斯基却不是这样的人，什么骄傲、得意的情绪完全和他绝缘，和自号石头的加米涅夫比起来，捷尔任斯基更像是一块真正的革命顽石。对于列宁的力量、列宁的人格魅力以及列宁高超的政治手腕，他比某个天子门生有更深刻的了解。
当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还没有分家的时候，当党还叫做俄国社会minzhu工党的时候，列宁就同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唐恩这样的老油条交手多次，生生的将一个党折腾成了两个党，还给对手扣上了少数派的帽子。这样的高手哪里是学院派的加米涅夫能够对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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