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惠卿开讲咸有一德，说，商朝司空咎单在伊尹死后，惧商王沃丁废而不用伊尹之法，于是训其事以告之，与曹参遵萧何十分相似，其实则不是。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者，则《月令》：季冬节国以待来岁之宜，而《周礼》：正月始和，布於象魏（象魏是指古代于宫外建一高楼曰阙曰观，于其处悬示政令）是也。有数岁一变者，则夏贡、商助、周彻、夏校、商序、周庠之类是也。有虽百世不变者，尊尊亲亲贵贵长长，尊贤使能是也。
赵顼听后额首，这与王巨用穿衣服做比喻差不多，夏天穿单衣，冬天穿厚衣，但不能不穿衣，天冷了加衣服，天热了脱衣服。
这就是一岁一变，一世一变，百世不变。
吕惠卿又说，萧何约法三章，其后则为九章，为什么不守萧何之法？惠帝除挟书律、三族令，文帝除诽谤、妖言，除秘祝法，皆萧何法之所有，而惠与文除之，景帝又从而因之，则非守萧何之法而治也。光之措意，盖不徒然，必以国家近日多更张旧政而规讽；又以臣制置三司条例，看详中书条例，故有此论也。臣愿陛下深察光言，苟光言是，则当从之；若光言为非，则陛下亦当播告之，修不匿厥旨，召光诘问，使议论归一。
于是赵顼将司马光召来。
这是外面的传言，不然司马光怎么将迩英阁当成了政事堂与延和殿？
但王巨很怀疑，若是只召了司马光，这个说法能成立，关健这次除了司马光。还是王珪，王珪倒也罢了，他同样是帝师，能进入迩英阁，可除了王珪外。还有吴申等人，吴申可不是帝师。
然而因为“禁中”失密，赵顼勃然大怒，即便张若水也没有打听到真相，所以王巨也不大清楚这次辨论的经过。
反正这次不应当的来了好几个人。
司马光开始辨论：“惠卿之言，有是有非。惠卿言汉惠、文、武、宣、元。治乱之体，是也。其言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五岁一变，一世一变。则非也。《周礼》所谓‘正月始和，布于象魏’者，乃旧章也，非一岁一变也。亦犹州长、党正、族师於岁首四时之首月属民而读邦法也。天子恐诸侯变礼易乐，坏乱旧政，故五载一巡狩，以考察之有变乱旧章者，则削黜之。非五岁一变也。刑罚世轻世重者，盖新国、乱国、平国，随时而用。非一世一变也。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平国用中典，是为世轻世重，非变也。且臣所谓率由旧章，非坐视旧法之弊而不变也。臣承乏侍经筵。惟知讲读经史，有圣贤事业可以裨益圣德者。臣则委曲发明之，以助万分。本实无意讥惠卿。”
在这里司马光改口了，俺也不是认为旧法不能变，适度地矫正旧法的一些弊病，平国用中典，但不是王安石变法这般的骚动。
并且吕惠卿用的典故也错了。
不过司马光也含蓄服了一软，说俺没有讥讽吕惠卿。
就是这个本实无意讥惠卿让王巨产生怀疑，因为司马光前次对话只说不能变法，并没有讥讽吕惠卿，那么何来这一句。
因此最大的可能，司马光不是赵顼应吕惠卿之意召见迩英阁的，而是吕惠卿前往迩英阁开讲，司马光将翰林院几个学士召集，找了一个理由进入迩英阁，然后象看猴子一样看吕惠卿如何开讲，然后又在中间插话，说吕惠卿讲得不对，议论不当变法，顺带着讥笑了吕惠卿。吕惠卿这才用开讲咸有一德，论变法的正当性。
不过随后司马光感到自己语气不当服软，又说了一句：“治天下就象修居室，坏了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大坏更造，必得良匠，又得美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讲筵之官，皆在此，请陛下问之，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罢之即可，不可使两府侵其事。今制置三司，何故？宰相道佐人主，岂能用例，若用例则胥吏足矣，现在臣又看到看详中书条例司，何故？”
宋朝积贫积弱如此，还不算是房子大坏，好吧，北宋灭亡，还有一个江南呢，南宋灭亡，还有几千万汉人呢……
然后吕惠卿说了一句，司马光备位侍从，见朝廷事有不便，即当论列，有官守者，不得其守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方则去，岂可但已（但已，差不多，大概）。
这个但已更莫明其妙了，因此王巨又估计了吕惠卿中间辨了很多，让司马光哑口无言，于是司马光用了一个但已一词。但吕惠卿没有掌握舆论咽喉工具，或者低估了司马光的厚颜无耻，所以这次对话是司马光等人传出来的，不利于司马光的地方，一起消失不见了。
司马光又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好说了一句：“前者，诏书责侍从之臣言事，臣立即上疏，如制置条例司之类，皆在其中，不知道陛下有没有看到？”
赵顼答：“见之。”
“然则臣不是不言，或者是言不当而臣不去（不当做侍从之臣）则是臣的罪过，惠卿责臣，实当其罪，臣不敢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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