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巨对赵大井吩咐了几句，赵大井离开，一会儿拿来十几册账薄。
“钱中使，你看一看。”
主要是四个用场的账册，一是王巨从盐利中挪用出来，用作修建堡砦的钱帛。
二是重建百姓家园的用费。
三是购买粮草的用度。
四就是战俘的粮草费用。
但这些用费那个不需要？如果没有盐利，朝廷不拨出钱帛修堡砦吗？那么以后这段横山如何防守？
如果没有盐利，难道官府不拨出钱帛，助百姓兴修家园吗？没有百姓的坚壁清野，如何打胜这一战？
王安石因为陕西路储粮渐空，只好减少对庆州的供给，用之放青苗贷，但这么多军民不吃不喝？况且当初得到那么多战马，在没有分配好之前，一起养在庆州，它们没有消耗？
这些战俘争议很大，可如果没有这些战俘，后方动输必然动用更多的百姓，百姓又要悲催。如果没有这些战俘，前方就要派军民修建堡砦，环庆延州保安军四州军的百姓更苦逼。横山一段占据，环州庆州许多地区成了后方，如果没有道路，如何发展？幸好当初手中有了近十万战俘。
但这些战俘要不要吃，要不要喝？那一天没有消耗？
这几条钱帛，一起从盐利里抽出来的。
王巨让钱东春草草翻完问：“如果非是盐利，那么就要朝廷支出，一是从盐利里直接抽调，二是从朝廷支出，有何区别？解盐之利，难道不上交给朝廷？”
这么一算。就得有两百多万贯，得卖出多少解盐？
王巨又说：“实际没有这次运盐，西夏每年也会运来许多私盐。禁得紧不足十万石，禁得松。可能达到二十多万石，甚至三十万石。具体的无法统计，但平均下来也在十五万石到二十万石之间。当然，这些盐利西夏国库得之很少。所以当年李元昊与仁宗议和时，才提出每年公开向我朝销售十万石青盐。非是一年只售十万石青盐，而是这些青盐由西夏官府直接交易，那么所得之利，多归国库所有。”
“嗯。有理。”
“然而不意味着这些私盐对西夏没有帮助作用。别的大臣可能不大清楚，但是我少年就做过一回背骡子，对它比较了解。一般西夏交给宋朝私盐商人每斤青盐近二十文，就是扣除一些损耗运费外，每石盈利也近两贯钱了。这些钱有一部分归西夏国库，有一部分散落到民间，还有一部分是在诸商人豪强手中。因为获利甚大，就连一些妇女都骑马佩剑争抢青盐。但不管这些盈利分散到那一个群体手中，都在壮大着西夏的血液。一年就打算十五石青盐，那也是三十万贯的收入。一年三十万。十年就是三百万。到了战争时，就会转为武器，丁壮。我相信。至少因有了这个青盐，这一战我军多伤亡近五千人。”
“这么说岁赐……”
“一样的道理，西夏越穷，凝聚力就越差，只要我朝能防御住，不让他们抄掠到财富，再让他们穷到极点，不用打，他们就会四分五裂。”
“这个……”钱东春不敢插话了。它涉及的太多。
“当然，就是有了这批盐。以后还会有私盐，然而因为市面上有大量公开销售的青盐。市场这几年内会处于饱和状态。并且因为他们出庆州的成本只有二十来文。如果是私盐，私盐商人必须收买官兵官吏，再加上背骡子的风险。西夏那边每斤的销价必会低于十五文，再除去损耗，盈利会削减。也就是有了这批青盐，在这几年内等于我朝每年变相地少给了一半岁赐。这个岁赐从何而来？还不是从百姓身上敛来的，现在这些盐利多散于百姓，有何不可？”
这样辨就辨通了。
而且王巨与张亢性质不同，张亢当初只是以兵马总管名义去府州的，掣肘太多。
王巨是陕西路安抚使兼环州路安抚经略招讨使的身份来西北的，临来的时候还刻意说清楚了，敌人太多，得放权给我，包括经济军政上所有的权利。
那怕战后，再将这些权利收回。
大伙全部答应了。
因此不算是犯错误。
然而王巨并不想到此结束，继续说道：“种谔经营罗兀城，王安礼在吕公（吕公弼）面前说，不当支持延州四万民夫与粮草，因此吕公弼就没有调集民夫与粮草。可是种谔要用兵，用兵就得粮草，要粮草就得要民夫，于是韩公只好从陕西后方让大批民夫押着粮草物资去前线。想一想，从河东到罗兀城，或者到麟州，有多远，一河之隔！但从长安等地将粮草运到前线又有多远，远者一千多里路！这会产生多大的损耗？损耗不提，又劳烦了多少百姓？”
这件事王巨一直不想说的。
不过王安礼与吕公弼既然对付自己了，自己也不客气了。
“王安礼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想自己治下的百姓更好一点。那么我想我治下的百姓生活得更好一点，难道错了吗？况且为了保家卫国，那么多百姓配合着官兵浴血奋战！他王安礼凭什么装圣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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