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农场主用直升飞机放牧，牛羊能跑了，也壮了，可肉质下降了。
因此牛肉出栏前。西方各农场主会刻意圈养起来育肥。
王巨开始不知道了，不过这么多年下来，也隐约地发现了这一点，因此在彼岸就推出了类似的育肥政策。
这些牲畜不是战马，能不能跑无所谓，要的是肉！
定牧与保护水土无关，但会使百姓收益更多，其次就是容易管理。
一旦“定”起来，无论是牧还是耕，有何区别？
这样。就能慢慢大规模的象北周那样，全部汉化。
王巨在这里刻意讲了一个融合汉化，一个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因为在他脑海里有两个极好的例子。
首先是种族问题。他穿越前，欧洲面临着绿教的威胁，美帝有种族岐视之危机，天朝同样也有一些民族问题，那怕是比较团结的棒子还被一道三八线一切为二。
再看倭国呢，实际倭国人种构成同样复杂，但只有一个大和民族了，基本上也就没有民族问题了。
其次是制宜。
天朝在386手中外交开始变软，宋化。官员腐败严重。到了486，又有了房地产经济。
但也不能说两个大长老不好。人无完人，谁能做到完美呢？再说。虽然形成了一些弊病，太穷了，迫不得己，虽屈辱了一点，却赢来了发展的空间与时间，经济在迅速增涨着。没有良好的经济，谈什么军事大发展？
可这些弊病在加深了，而且各个企业自己也不争气，除了海尔华为等极个别企业外，余下的只知道赚取人口红利或者利用所谓的民族品牌骗老百姓的钱，但拨了多少资金用于技术研发？
并且还不止，比如光伏产业，其实制造太极能电板同样会产生极大的污染，为何欧洲会打压之？
因为它有光明的前景，所以要将这一行产业在中国的技术发展，扼杀在萌芽中。或者稍有一个好的民族品牌，立即就被外资收购去了。
所以看似的经济繁荣，实际有许多内困外围之危机。
因此新的大长老即位，开始打击腐败了，又拨两千亿发展发动机技术。
这就叫因时制宜，不断地调节。
但在王巨眼里，这做得还不够。
不是机床不够先进吧，那么再拨两千亿。不是芯片技术不行吗，也能拨两千亿，没有光刻机，再砸两千亿。
虽然会烧掉很多钱，但这些产业一旦技术飞跃，会拉动多少产业得以技术进步？
然后再对那些着重研发技术的企业进行强力保护。
这才是经济能得以持续发展的最佳道路，而非是什么房地产……
天朝不能拿出来举例了，但前面一些朝代也有类似的事例，只不过不那么明显罢了。
章惇说道：“它就是太保所说的穿衣论？”
“正是，但它比穿衣服更复杂，天冷了，大家都知道添加衣服，天热了，大家都知道减少衣服。然而放在一个国家，想透过种种迷雾与争议，找到正确的调节之路，却是很难很难。”
“不过有的还是能看到的，比如国家经济，陛下即位之初，财政困难，不得己，介甫公敛财充塞国库，但现在国库渐渐充盈，又增加了新的财源，因此我不断地宽赋。然而没有介甫公将国库充盈，我又何德何能进行种种宽赋之举？这也是一种调节。”
“人口膨胀，耕地紧张，会加剧兼并发生，国家就必须用一些政策控制兼并蔓延，这也是一种调节。”
“但还有的，我没有看到，或者看到了。却找不到化解之路，比如越来越多的宗室子弟，不供养不可能。但供养之，几十年后恐怕连内库的收入也承担不了。可我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也不是没有办法。
儿孙自有儿孙福了。比如未来的彼岸，若是王巨子孙多了怎么办，三脉各留一人担当那个名义上的国主，余下的人自己谋生去吧。
但王巨敢说出来么？
苏辙问：“这么说，介甫公变法是对的了？”
王巨没有回答这个敏感的话题，而是说道：“介甫公实际不能称为变法，而是改革，何谓祖宗家法。齐人宽民，有限度的节制武将之权，这才是真正的祖宗家法。就象章子厚所说的，无论冬天穿厚衣，夏天穿薄衣，必须穿衣服。衣是法，变的只是衣服的多少厚薄。如果说介甫公是变法，那么祖宗家法那就不叫法，而是为道，大宋的治国之道！”
也就是王安石与王巨所做的。并不是真正违反了所谓的祖宗家法，还是调节，只是调节的幅度比较大罢了。
算不算诡辨呢？
有的大臣在沉思。
但王巨又说了一句：“诸公。临近三月，五月端午过后，我就要去陕西了，因此现在我所说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肺腑之言。”
“这么快？”蔡卞讶然。
“我说过六年，三年京城，三年西北，我非君子，但同样一言。驷马难追！三年时间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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