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大西北什么样的人材最多，是畜牧业，章子俊一共建起了三个农场，其中一个就是畜牧社，以下划分为养牛、猪、羊、鱼四个养殖场，为了预防瘟疫感染，每一个养殖场饲养的数量做了分割，在古代可没有什么抗生素，人会生病，这些畜牧当然也会生病，比如，养猪三头至五头为一个栏栅棚子，中间用鱼塘隔开，再起一个猪圈。禽类为鸡鸭，同时还开办了一个作物加工厂，利用水车的动力，比如秸秆的粉碎，碾米，磨粉。牛、羊、马不再是放养，而改成了圈养，游击季琮就提出来，如果马是圈养出来的，就不能做为战马使用了，可章子俊却说道：“这些圈养出来的马是用来拉车用的，做为驮马使用即可，因为往后需要大批的驮马用来拉炮及后勤运输。”
这样的神操作让人也不好反驳，在这些明朝人看来，这位巡抚大人好高骛远，蛇行雀步，自作聪明，装腔作势，好吧你开心就好。
在明朝的军队中，特别是在边关、卫所及人聚处，各设医生、医士或医官，俱由本院（太医院）试遣。岁终，会察其功过而殿最之，以凭黜陟” 。而兽医的设置一般都是以卫所为单位，此时称为“医兽”，配置到一个千户所“医兽”一名，医士一名，分别为战马及人员症用。
从正统十年起，曾有协赞延绥军务监察御史马恭奏：“沿边诸寨军士不下数万，荒远偏僻，不近州县。兼无药饵，疾疫时行，坐以待毙，诚可矜悯。请东自孤山寨，西至定边营，凡十六处，各设医一人，随营治疗，并支给官钱，措置药饵。”
这个提折一直延用至今，可是经过这些年来，早就成了摆设，今陕西、甘肃、榆林等十余卫所医、药俱缺，疾疫无所疗治。
在官医不足的情况下，在卫所设立医学，自行培养医疗人才不失为一个可行的补救方案。这一方案并非户部首创，在此前已经多次由地方官员提出，并在局部实施。如宣德四年从守备都指挥刘永所请，“设河州卫阴阳、医学”，宣德九年，“置陕西西宁卫军民指挥使司阴阳学正术一员、医学正科一员”，宣德十年，“设四川都司松潘等处军民指挥使司医学” ，正统二年，置辽东都司医学及属卫药局，景泰五年，从山西右参政叶盛所请，“命太医院选谙晓方脉医士一名往口外独石等八城教军士习医，岁一更代”，等等。
礼在古代有着特殊的地位，对人的心理有着微妙的影响。在朝廷提供的医疗保障无法满足实际需要，自己又无力改变的时候，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把希望寄托于虚幻的超自然力量上。宣德三年，宣府镇以“近年风雨不调，人多疾病”为由，请求“如郡县立坛致祭”。在医疗方面，元代把三皇作为医家的神灵，在各地医学中普遍设立三皇庙，春秋祭祀。明初一度沿用元制，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通祀三皇。但很快被朱元璋以亵渎三皇为由予以取缔。大概是碍于祖制，宣府军方并没有提出祭祀三皇的要求，只是希望设立风云雷雨山川社稷等祭坛。
对此，死守祖制的礼部认为“边卫似难比例”。倒是宣宗比较体贴下情，破例批准了这一请求。
随着军政的日益腐败，原本薄弱的医疗保障更加糟糕。镇守蓟镇的边将在奏本中提出：“各兵远来，原为保障地方。不幸有病，地方主家当为调理，何乃忍视仆卧当街……应着原歇之家，领回调理。或驱逐不容，及调理不善，至伤本兵者，歇家抵罪”?。把医治患病士兵的责任推给房东、歇家，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不过，由于明代军户来源复杂，军队中有很多出身医学世家的官兵，这些人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医的不足。六安卫千户、神针李玉，桂林右卫百户刘廷震，桂林右卫医士郑景川，云南金齿卫的刘寅，等等，都是出身于卫所的名医。这其中，除了郑景川是官医外，其他几个人都属于民间草泽医生。为数众多的草泽名医的存在间接映衬出明朝卫所官医的无能。
同营房建设、军士优恤等方面的后勤保障相比，朝廷在卫所医疗方面倾注的精力少之又少，卫所医疗保障水平不仅远远不能满足军士们的实际需要，而且和前代相比也有很大的退步。类似“军前士卒有疾，即命良医治之”、“士卒疾者日食陈米，转生他疾。当给新米，以养其疾”、将帅设专职医生等元代旧制在明代不见了踪影，以至于总制陕西、延绥一带军务的杨一清为了治疗自己的疾病，不得不专门上书朝廷请求调自己熟悉的镇江卫医士睦干来陕西。卫所军从大明中叶开始即不堪用，医疗保障太差，伤害了士气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不管是兽医还是医士人手奇缺，卫所医疗所需医药以及医学的办学经费原则上都由官方支给。但在户部强调节支的大背景下，以上经费往往需要卫所自行解决。就这样，在边军造就了一大批懂一点兽医的人，特别是马医、羊医，一个是作战及运输需要，另一个是食物需求。马跟羊就成了目前榆林地区的主要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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