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很危险了，大力推动自研技术的企业九死一生，抱着固有技术的企业十死无生。
那么，接下来，我还有一系列面向科学技术的问题要向各位读者提问：
在现有的体系下，我国该如何实现比美西方发达国家更高的投资效率与技术转化率？
我们做好了应对‘投资十个失败至少九个’这一真实世界的常态的准备了吗？
我们做好了摒弃习惯于制定看上去大而空，实际上缺乏战略意义的规划的准备了吗？
我们想清楚如何进行对科研人员和科研全过程的管理了吗？
如果针对科研领域的投资失败，我们会惩处决策者吗？
如果不做出任何惩处，如何确定决策者是否公器私用？
如果百分百惩处并且一撸到底，那么谁来投资？
如果通过集体决策降低单一决策者的压力，会不会项目中充斥着面子工程、决策团队成员相互利益妥协、确保皆大欢喜而诞生的笑话工程，甚至混入一大堆骗经费的民科？
如果害怕闹笑话，怕民科骗投资，使全周期的审查严格在现有条件下，必然会发生的、加码到无视学科特点以至于没有弹性的水平上，进而减少探索研究的方向，那会不会只剩下一个‘领导最喜欢’的研究方向？
如果我们仍旧坚持以搞运动的方式毫无选择地以‘大会战’的方式搞技术攻关，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特点未知的新兴产业？难道要靠不断地背水一战，然后被水淹没、不知所措？
以我为数不多的见识来看，这些都是毫无疑问地有可能发生的，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我这种尚未完全入门的外行预料不到的问题。
我对上述问题有这么一个纲领性的判断：这些问题不一定存在一个绝对的正确答案，但我确信如果没有排除掉足够多的错误答案、如果这些小问题都解决不好，那么我们会在前沿探索领域原地踏步，西方国家却在市场竞争中疯狂内卷。
终有一天，他们会如同以往一样优先突破各种前沿科学技术。
于是，很遗憾，我们又不出意外地落后了，又要悲壮地追赶，然后无可挽回地循环往复。【3】
更可怕的是，到那时，我们未必有现在这么好的国际局势可以利用。
这不只是哪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从自然科学兴起以来，所有的科学研究和与之紧密联系的成果转化都遵循一套特殊的规律……（以下省略数千字）
而美国已经走在了我们前面——从伯奇·拜赫（Birch Bayh）与鲍勃·杜尔（Bob Dole）两位参议院提出的《小企业非营利组织专利程序法》（简称为“拜杜法案”）并于1978年颁布开始，美国从1980年起继续通过并颁布了一系列促进成果转化的法律。
依照我对美国学术界、工业界以及资本集团的了解，共同推进这一法案的极大可能将前所未有地存在于他们的选项中。
如果美国可以将这些法案跨党派地贯彻下去，可以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把技术转化率从百分之五提高到百分之五十，甚至可以达到我的最乐观估计：百分之八十——这是一个超出了我国现有转化率至少五十倍，甚至可能是一两百倍的数字……（以下省略近千字）
综上，在1983年，为了研究所的健康发展以及我国科研事业的长期进步，研究所将会有选择地与国际接轨的基础上，推进具有希羽组特色的改革，其中包含了即将实行的方尖碑计划、火炬计划、少数派学者计划以及为上述计划提供经济支持的阿提拉计划。”
在1983年1月27日深夜十一时一刻，写下这段文字的夏希羽在一口气写完这段近五千字的手稿后，先是把手稿交给了沈涵曦并请她给两段手稿写结尾，随后前往浴室准备洗澡。
然而，他在打开没有被锁上的浴室门后，却见到了意料之外的人——
刚刚准备脱下睡衣的卡罗尔·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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