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城市，列宁格勒在联盟中的地位非常特殊，这里是革命的摇篮，是苏维埃的摇篮，是最高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地方，可以说，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就是从这里诞生并最终辐射到全联盟范围内的。
而在列宁格勒这个特殊的城市，日丹诺夫同志则占据着一个很特殊的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就是列宁格勒的土皇帝，同时，也是人们所认可的联盟第二号人物，当然，他也是列宁格勒派的代表人物。
在这里需要澄清一个概念，所谓的“列宁格勒派”，并不是一个带有历史延续性的政治派别，事实上，这个派别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都具有特定的代表人物，也具有特定的身份认同。
就拿日丹诺夫同志来说，他最早并不是所谓的“列宁格勒派”，相反，他是在基洛夫同志遇刺之后，才调到列宁格勒来的，随后，他对当年聚拢在基洛夫同志身边的那些“列宁格勒派”，实施了一系列残酷的打击。
从1934年开始，直到苏德战争的列宁格勒大围困，日丹诺夫同志利用近十年的时间，在列宁格勒聚拢起了自己的一批人，这些人占据了列宁格勒党政军系统中的各个重要职位，成为了全新的、名至实归的又一代“列宁格勒派”。
而按照维克托前世的历史演进，等到日丹诺夫同志突然死后，马林科夫与贝利亚将会对以日丹诺夫同志为核心的这一代列宁格勒派展开清洗，包括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罗季奥诺夫、波普科夫等一系列列宁格勒派要员，全都被送上了刑场。
在这场针对“日丹诺夫系列宁格勒派”的清洗行动中，一个叫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的人表现亮眼，尤其是在侦破所谓“医生案”的过程中，他更是赢得了莫斯科的信任，并由此成为了列宁格勒新一任的州委第一书记。
此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此人一方面紧跟赫鲁晓夫的步伐，一方面与军队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逐渐在列宁格勒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新一代的“列宁格勒派”。最终，他成为了赫鲁晓夫末期，苏联党内名至实归的第二把手，如果不是因为此人中风，早早的死掉了，那么在赫鲁晓夫之后，苏联党内的一把手是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中庸的勃列日涅夫来做的。
在科兹洛夫之后，莫斯科的当权者们，便开始对列宁格勒多了一份警惕心，从七十年代一直到苏联解体前夕，莫斯科权力核心对列宁格勒在政治、经济上的打压，就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最显着的一个例子，就是列宁格勒跨芬兰湾的防洪大坝，这个后世名为“圣彼得堡大坝”的防洪大坝，一直被视为列宁格勒党委政治威望降低以及无力从莫斯科争取资源的客观证据。
这个项目从七十年代初，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罗曼诺夫出任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的时候开始立项，直到一九七九年才正式开始动工，而该项目第一次拿到莫斯科的拨款，则是在一九八三年，也就是安德罗波夫出任苏联国家领导人的第二年，至于项目完工，则是到了苏联解体后的二零一一年，那时统治俄罗斯的已经是普京大帝了。
可以说，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罗曼诺夫就是列宁格勒派的最后一任核心人物了，此人在与戈尔巴乔夫争夺苏联国家领导人的斗争中失败之后，所谓的“列宁格勒派”其实就已经消亡了，取代它的，是后世所谓的“圣彼得堡帮”。
其实，从“列宁格勒派”的历史就能看出来，这个政治派系的行程，并不是因为历史因素所造成的，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因某个特定的历史人物而凝聚起来的。同时，它与列宁格勒这个城市的特殊性，以及其自身的优势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比如：因为其特殊的历史象征地位，列宁格勒拥有更大的政治权力，其官员一般从当地遴选，这样所诞生的干部群体，更加了解地方实情且更容易抱团。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群体也更容易受到联盟其它政治派系的针对。
当然，维克托对所谓的“列宁格勒派”同样没有任何好感，不为别的，就因为作为这个派别的首脑，日丹诺夫同志也瞧不上他这个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主席。
除此之外，列宁格勒的特殊性，也给维克托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权威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其原因主要是列宁格勒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主席，也担任着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主席团副主席的职务，同时，其任免不是由维克托这个主席团主席来决定的。当然，这也是日丹诺夫将手伸入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一种表现。
而这次在列宁格勒会面的时候，维克托也没有得到来自日丹诺夫同志的任何尊重，同时，他还从对方的口中得到了一个消息，那就是日丹诺夫同志已经向斯大林同志呈递了一份推荐信，举荐在列宁格勒围困期间表现出色的库兹涅佐夫，推荐由他出任中央记、中央委员会组织委员的职务，为其进入政治局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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