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托相信，日丹诺夫同志在势力争夺中咄咄逼人的表现，也不是为了实现他个人的某种私欲，他与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等人之所以能走到一起，甚至更进一步说，之所以会有一个“列宁格勒派”的出现，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有一系列自认为正确的政治主张，或者说是施政纲领。
萨福诺夫与戈里亚科夫等人，之所以要针对内务人民委员部，针对维辛斯基，不是因为他们与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仇，更不是因为他们与维辛斯基有仇，他们只是想要在联盟司法界推动他们认为正确的那一套理论。
日丹诺夫和他的“列宁格勒派”同样也是如此，在长期的施政过程中，他们也形成了一套自认为正确，且对整个联盟都有利的政治主张，他们在列宁格勒施行了这套理论，并且还想将它推行到全联盟的范围内。而要想实现这个目的，掌握不了整个联盟的大权是不可能得逞的，因此，这个目的迫使他们不得不在争权夺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至于马林科夫与贝利亚的小集团，他们当然也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在他们这个小集团内，马林科夫同志一直都对经济工作充满向往，而贝利亚同志则对偏向务虚的政治工作更感兴趣。
其实，如果与这两位同志接触的时间长了，就能明白一点，即他们对自己现在所从事的工作，都不甚满意。
斯大林同志更希望马林科夫做干部管理的工作，以及党务的相关工作，因为他在这方面一直做的比较出色，可事实是，马林科夫同志从来都不喜欢这类工作，他更喜欢从事务实的工作。
斯大林同志一直都在担心贝利亚权势过大，担心他所掌控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尾大不掉，过于膨胀，而实际上呢？贝利亚同志也不喜欢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如果马林科夫能将现在从事的工作交给他，估计他会欣然接受的。
为什么？
很简单，就因为马林科夫同志对经济工作有一套很系统的想法，而贝利亚对党务和干部工作也有一套属于他自己的想法，他们都向将自己的构想付诸现实，以自己的想法来变革联盟的各种制度。
过去，维克托对胖胖的马林科夫一直没有多少好感，认为这个人就是个吃软饭的，缺少足够的个人能力，但最近一年以来，通过不断的接触，他才渐渐发现，能够走到莫斯科核心权力圈子里的人，就没有一个人是简单的角色。
就像马林科夫在经济工作方面的认识，他不仅对马克思列宁的政治经济学了解颇深，对布哈林的“社会主义民族类型”理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与价值规律的斗争的论述，都非常有研究。他甚至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都有着很精深的理解。
其它的，诸如瓦尔加对国家论断资本主义的论述，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理论，他都能滔滔不绝的讲上几个小时，因此，说他是个学者型的经济工作者，真是一点都不过分。
至于日丹诺夫，没错，这位老同志的确有十多年的时间都在搞宣传鼓动工作，可他在经济建设方面，同样也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而他在经济领域的立场和观点，只要看沃兹涅先斯基的立场就能很清楚的领会到了。
换句话说，如今莫斯科正在变的愈演愈烈的政治斗争，实际上就是一种路线的斗争，就是一场关于联盟的未来将由谁来决定的政策之争。
而这场斗争是在一个最大层面上的斗争，在此之下，还有更多的细小争端，“费比舍恩科事件”不过是其中一个小细节罢了，它所牵涉到的，一方面是司法领域的争端，另一方面则是国家安全领域的权力斗争。当然，在这其中还有一个隐藏的环节，那就是军人集团正在谋求更大的发言权，他们不再甘心像战前那样，受制于内务人民委员部这样的国家安全机构了。
很明显，如果看不清这场风波的本质，那么，任谁都不可能在这场风波中选对正确的立场，而维克托此次返回莫斯科，接受国防人民委员部的质询，其实就是要公开表明他的立场——不是他希望去表明立场，而是作为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整个国防人民委员部的主要成员，都希望他能表明立场，其中也包括了始终保持沉默的斯大林同志。
从利沃夫返回基辅，维克托没有在基辅做任何停留，他与萨福诺夫、戈里亚科夫两人汇合之后，当天便乘坐火车出发，继续北返莫斯科。
这一路上，维克托的态度都很平和，因为在利沃夫到基辅那一路上，他已经考虑好了自己应该如何面对这场质询了，或者说，他已经明白自己的立场应该是什么了。
与他相比，反倒是萨福诺夫与戈里亚科夫两人有些心绪不宁，这说明他们要嘛没有看清这次质询的本质，要嘛就是对自己的立场缺乏信心。
受白俄罗斯前线战事激烈的影响，大量运输军需补给的军列，占用了铁路运输的时间，哪怕是维克托他们的专列，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此，从基辅返回莫斯科这一路上，列车走走停停，竟然真的花费了将近一周时间，其中，仅仅是在梁赞便停留了一天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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