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托用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来阐述他的建议和观点，因为此前已经对这些问题有过深入的考虑，因此，他的建议和观点逻辑紧密，构思成熟，但要说这样就能赢得包括莫洛托夫在内的外交部的认可，那可就太乐观了，毕竟他的观点与立场，与外交部此前的观点和立场是不相吻合的。
“这意味着我们在犹太人建国的问题上，完全转变了立场，”在维克托的陈述完结之后，最先站出来提反对意见的，便是莫洛托夫同志，他说道，“这种生硬而突兀的一百八十度转变，在外交层面上是非常罕见的，我们虽然还不能确定它将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但可以预见的是，它的影响肯定不会仅仅局限在巴勒斯坦这一个问题上，而是会有一个全面性的影响。”
必须承认，莫洛托夫同志提出的这个问题是非常正确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尤其是对于类似苏联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外交立场这个东西，并不是可以随意摇摆的，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它的立场应该是稳定的。
大国嘛，总是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任的，它不能像那些针尖大小的“米粒国”一样，今天与这个交好，明天又与那个叫好，为了几亿美元的小钱，就出卖自己的贞操，在外交立场和国家政策上，毫无稳固性可言，所作所为只为了在国际上博人眼球，言行举止如跳梁小丑一样滑稽可笑。
所以，就像莫洛托夫所说的，外交立场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非常的生硬，不符合联盟的外交形象。
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联盟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都是一贯的，即支持犹太人的建国诉求，反对英国对犹太人难民入境巴勒斯坦所实施的封锁。为此，国际犹太人组织频繁与莫斯科互动，就连联盟内部的犹委会，也表现的相当活跃，这些都是由联盟在犹太人问题上的既定立场所决定的。
现在，若是按照维克托的建议，联盟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陡然转向，其是不是能够拉近与英国人的关系，并与伦敦在中东问题上达成共识，当下还不清楚，但可以明确的是，联盟同国际犹太人组织之间的关系，将迅速降至冰点，从而也会直接影响到联盟与美国等国家之间的关系。
归根结底，就是这种突然性的对外政策转变，很容易给联盟的外部环境带来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是所有外交人员都不喜欢的。
面对莫洛托夫同志提出的看法，包括诺维斯基和葛罗米柯在内的两人，都表示了明确的赞同。
“我们或许可以在巴勒斯坦问题的表态上，稍稍的缓和一些，首先批评和反对血腥暴力的恐怖行径，过上一段时间，再米明确反对犹太人的建国计划，”维克托稍稍犹豫之后，说道，“但我认为，相关的立场是必须要明确的，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了我们与华盛顿之间的对抗关系，同时，也关系到了我们在中东的利益，以及我们联盟内部在犹太人问题上的立场。”
在维克托这番话里，联盟与华盛顿之间的对抗关系就不用说了，这是最近一个阶段以来，联盟对外事务中的最主要内容，它几乎关乎到了联盟的对外事务的方方面面。从某种程度上说，苏美之间的对抗关系，即便是没有丘吉尔的那一篇演说，同样也会如期而至的。
在二战之前，美国的政策是相对保守的，国内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在对外扩张影响力方面并不积极。而联盟呢，因为集中全力发展国内的经济，连续推动了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设，联盟的政策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保守的，在对外扩张影响力方面，同样不是很积极。
而随着二战的结束，英法这一类的老牌殖民帝国在实力上受到沉重打击，即便是想要维护其在全球的利益，也难免会力有不逮，因此，苏美双方都希望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向外扩张自身的影响力，建立以自身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在这种情况下，两国的碰撞、摩擦自然无可避免。
至于维克托提到的第二点，也就是联盟在中东地区的利益，这一点也是很明显的。
过去，准确的说，是在卫国战争结束后的初期，联盟对苏美关系的继续发展存在着希冀，抱有幻想，同时，也是为了撬动英国人在中东地区的稳固统治，因此，在制订相关政策的时候，联盟考虑更多的，还是联合美国人来对抗英国人，对犹太人建国事业的支持，更多的也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
但是随着局势的发展，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在苏美关系方面，莫斯科与华盛顿的矛盾从远东地区开始延伸，逐渐在向中东地区蔓延，这种基于地缘政治的矛盾越来越尖锐，造成了双方的对抗烈度也越来越高，从某种程度上说，苏美之间的矛盾已经超过了苏英之间的矛盾，成为了联盟对外关系中的最主要矛盾。
与此同时，在战后这段时间里，英国人在维护其自身地缘政治利益的过程中，可谓是疲态尽显。在东南亚、南亚，他们已经维持不住自己的殖民统治；在希腊，他们的军事干预被希腊人民解放军打的节节败退；在中东和北非，犹太人将他们老牌殖民帝国的颜面，按在地上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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