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为什么在听到日丹诺夫同志因心脏病的问题住进医院之后，维克托会那么急切的从华沙赶回来？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日丹诺夫同志的这一场病，直接关乎到了联盟未来的政治格局，其对列宁格勒派的打击将是致命的。
自从卫国战争结束之后，以日丹诺夫同志为首的列宁格勒派实在是太出挑了，沃兹涅先斯基掌控的国家计委，几乎将联盟各个地方、各个部委的领导人得罪遍了，他似乎认为在全联盟范围内，只有自己才是唯一一个懂得经济问题的官僚，其他人都是渣渣，因此，在全联盟范围内，不管是谁，在涉猎到经济的问题上，都需要听他的，否则的话，他就给来个“调控”。
而库兹涅佐夫呢，不用说了，从列宁格勒气势汹汹的杀入莫斯科，直接就将贝利亚掌控近十年的国家安全机构夺走了，随后，就开始利用两个暴力机构充当政治斗争的工具，其表现甚至可以用肆无忌惮来形容。
在这一切一切的背后，实际上就是列宁格勒派试图掌握联盟国家政权所做出的努力，日丹诺夫同志这面大旗太鲜亮了，给了那些列宁格勒人足够的信心和底气。
但是现在呢，日丹诺夫同志的一场病，将原本似乎敲定好的一切都变成了不确定的事情，不，应该说是结果依旧是确定的，只是与原来的预想不一样了。而到了这个时候，那些列宁格勒人可不是说一句放弃就能结束的，他们的步子已经迈出来了，该得罪的人已经得罪遍了，该招惹到的力量也招惹到了，所以，如果他们不能像计划中那样压住别人，那就只能被别人给压死了。
当然，这些与维克托的关联还不是很大，毕竟他目前的层次还没有到那个水平线上，当下真正与维克托有关联的，就是库兹涅佐夫的去向问题。
自从“情报委员会”组建以来，库兹涅佐夫这个主管国家安全机构的中央记，在职权上就显得非常尴尬了，事实是，他的职务没有降低，但职权却小了很多，而职权与职务不相匹配的时候，总是会让人感觉尴尬的。
最重要的是，库兹涅佐夫当初从列宁格勒调来莫斯科，进入中央书记处担任这个书记，其实是日丹诺夫同志极力推荐的结果，在当时确定这件事的会议上，可以说是除了日丹诺夫和柯西金之外，就没有谁赞同这项任命了，就连老好人米高扬都提出了反对意见。
就维克托所知，库兹涅佐夫本人似乎也不喜欢处理国家安全工作，他本身也缺乏相关方面的工作经验，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估计他是宁可继续待在列宁格勒，也不会前来莫斯科的。
从这个角度上看，当初的库兹涅佐夫，其实是为了实现日丹诺夫同志的政治布局而做出了牺牲的，换句话说，他走到今天这个局面，也是由日丹诺夫同志造成的。
过去，日丹诺夫同志能够正常主持工作的时候，库兹涅佐夫的调动问题就不着急，至不济，等到斯大林同志百年之后，库兹涅佐夫所做出的牺牲也能得到补偿。但是现在呢，前景已经充满了不确定性，即便是不为库兹涅佐夫本人考虑，日丹诺夫同志也要为他的政治派别考虑，因此，他必须在自己还能说得上话的时候，将库兹涅佐夫安排到更加重要的岗位上去。
站在维克托的角度，他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一旦库兹涅佐夫调离了中央书记处，他有没有机会增补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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