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到什基里亚托夫的时候，维克托就放慢了脚步，尽管他与对方不是很熟，但此前总归还是打过照面的，既然此刻都是要去斯大林同志的办公室，那在看到对方的情况下，还特意加快脚步将对方撇开，显然不是一个很礼貌的行为。
笑容可掬的老头显然也看到了维克托，他也很自然的加快脚步，一边打着招呼，一边迎了上来：“你好，维克托·维克托罗维奇同志。”
“你好，马特维·费奥多罗维奇同志，”既然对方主动开口打了招呼，维克托便迎上两步，主动同对方握手。
从行政职务上作对比的话，在维克托与什基里亚托夫之间似乎不容易分出一个高低来，但若是从党内职务和地位上看，前者显然是没办法与后者相提并论的，毕竟今年已经六十多岁的什基里亚托夫同志，在二月革命期间就已经是莫斯科工兵苏维埃的代表了，他是联盟真正意义上的老一辈革命者。所以，维克托对人家保持一定的尊敬是非常有必要的。
“接到斯大林同志的通知了？”同维克托握了握手，什基里亚托夫顺势朝楼梯上指了指，而后一边迈步走上台阶，一边侧着脸同维克托说道，“听斯大林同志在电话中的语气，他似乎是非常的愤怒啊。”
维克托抿了抿嘴唇，说道：“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是很了解，不过想来应该与南斯拉夫访问代表团的问题有关联，刚才斯大林同志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重点询问的也是有关贝尔格莱德的情况。”
对于维克托来说，他并不知道什基里亚托夫是为什么被召集到克里姆林宫来的，更不知道斯大林同志找他过去的目的，是不是与什基里亚托夫所负责的工作有关，因此，他显然不能将贝尔格莱德方面的情报内容透露给对方——向一个负责党员纠察工作的人泄密，可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
“过去一段时间里，中央监察委员会陆续接到了一系列有关列宁格勒方面的举报信件，”什基里亚托夫似乎谈兴很高，他继续说道，“确切地说，是四个月里，就有四十四份举报信和相关的举报材料被送到了我们的手里。”
“哦？”维克托扬了扬眉毛，心不在焉的哼了一声。
实际上，维克托可以确定的一点是，随着卫国战争的结束，战前大清洗时期的某些政治陋习，似乎又有了沉渣泛起的趋势，某些有受迫害妄想症亦或是总感觉社会对其不公的人，又开始将大清洗时期的某种行为方式拾了起来，他们用各种各样的举报信，以及某些查无实证甚至是捕风捉影的所谓“举报材料”，来攻击和抹黑自己的对手，甚至是假想中的敌人。
在维克托看来，联盟的问题在于，没有给这些类似的举报行为设定一个底线，说白了，就是举报者即便是做出了不实的，甚至是诬陷性的举报，都不用付出什么代价，他们的举报行为毫无成本可言，这也就使得“举报”这种行为本身，成为了无代价却潜在收益丰厚的举措，所谓：“不管有枣没枣，先打三杆子，”举报者所怀有的心态就是这样的。
当然，这样的问题之所以始终存在，是与联盟国内的整体政治氛围息息相关的，也与联盟始终将“斗争”放在首位有关联——莫斯科的决策层始终认为联盟面临着外部侵略的威胁，始终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始终认为西方国家对联盟的渗透和瓦解正在进行，因此，联盟不仅“外紧”，同时内部也很紧，而发动群众对可疑分子进行举报，显然是保持内部稳定的重要举措之一，为此，联盟是不可能给举报行为设置一个底线的。
进入联盟的核心决策层也有一点时间了，维克托对很多联盟内部的问题，尤其是宏观的、战略性的问题，也有了自己的见解，因此，他非常的清楚，某些看上去很是微不足道的社会问题，很可能都是与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密切相连的。
考虑到联盟对国家外部环境的整体走向在短期内不会有什么改变，也有就是说，莫斯科核心决策层在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预估问题上，短期内不会出现放松的心态，因此，联盟内部这种政治紧张的氛围，估计也不会出现向好的局面，而大清洗时期的政治陋习沉渣泛起，很大程度上，恐怕也是无法避免的。
一旦大清洗时期的政治陋习沉渣泛起，那么它就会被某些人利用，就会成为某些政治力量用来打击对手和政敌的工具。
就拿什基里亚托夫所说的举报这一点来说，维克托可以确定，在过去四个月的时间里，中央监察委员会受到了四十四份有关列宁格勒的举报，那么其它地方呢？比如莫斯科，恐怕有关莫斯科的举报也不会少于这个数字吧？
如果什基里亚托夫将全联盟范围内每个地方的举报数据都拿出来，一股脑摆在斯大林同志的面前，摆在所有人的面前，那么可以预见的是，包括列宁格勒在内，全联盟任何一个地方的举报数据都不会过于的“亮眼”，总体来说，它们会处在一个均衡的状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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