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格勒的确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当年彼得大帝之所以力主将首都从莫斯科迁往列宁格勒，就是因为他主张当时的沙俄应该全面西化，应该选择全面改革，从那时起，作为沙俄重要出海口的列宁格勒，就成为了一扇朝向西方的窗户，它是当之无愧的沙俄第二首都。
而在经过了卫国战争的大围困之后，在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的列宁格勒，采用了一套与联盟大部分地方都不太一致的经济发展举措，尽管这里是日丹诺夫同志的大本营、基本盘，但是，主抓意识形态工作的日丹诺夫同志，在列宁格勒却奉行着相对开明的文化政策，因此，列宁格勒一直以来都是联盟文化和艺术的中心。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能看出这个地区与联盟的不同：在全联盟范围内，只有列宁格勒是可以收看西方电视台、收听西方电台的地区。
再回头看看与联盟迅速交恶的南斯拉夫，去年的南斯拉夫代表团返回贝尔格莱德之后，以密洛凡·德热拉斯为首的一干南斯拉夫高层领导人，铁托的支持下，制订了以自治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其改革的主旨概括起来，就是把集中于中央的权力下放到地方，把工厂交给工人管理，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扩大企业财权，注意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等等等等。
相对比而言，南斯拉夫人搞的经济改革，实际上就是照搬的列宁格勒那一套，也就是沃兹涅先斯基所奉行的那一套，因而，莫斯科认为南斯拉夫人背叛了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而反过来，列宁格勒其实也是在搞同样的那一套。
还是那句话，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维克托重生之前的那个世界里，当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后，有很长一段时期，中国都备受类似越南、朝鲜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攻讦，这其中的理由其实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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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如今的列宁格勒和维克托前世深圳河畔的那个小渔村没什么区别，只是力主将小渔村发展成列宁格勒的那些人，在发展之路上获得了成功，而在联盟内，试图走列宁格勒之路的那些人，即将被雨打风吹去了。
所以，列宁格勒案件的真相是什么？简要的概括一下，就是卫国战争之后，从列宁格勒返回莫斯科的日丹诺夫同志意气风发，他主导了列宁格勒大围困的胜利，创造了一个军事史上的奇迹，所以，他开始享受应得的荣誉了。他在莫斯科告诉所有人，列宁格勒是一个英雄的城市，它自然应该享有特殊的地位，所以，为了迅速让这座在战争中蒙受了巨大损失的城市得以恢复，莫斯科应该给它足够的资源倾斜。
但是，当时的联盟百废待兴，没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划拨给列宁格勒，于是日丹诺夫同志便提出来，既然没有资源，那就给政策吧，正好咱们也可以看看沃兹涅先斯基所推崇的那一套，是不是真的可行。
就这样，战后将近四年的时间里，列宁格勒走出了一条与联盟不太相同的路，在这个过程中，有人看到了好处，想要将那里所推行的那一套也复制到自己所管辖的地盘上，比如说担任着莫斯科州委兼市委第一书记的波波夫同志，但更多的人从这个过程中所看到的，却是彻头彻尾的离经叛道，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
只是日丹诺夫同志还活着的时候，没人能够奈何得了这些离经叛道之徒，但他们却依旧有能力将这些离经叛道的举措，封锁在列宁格勒这一片地区内，于是，想要在莫斯科尝试一下的波波夫，便被扫地出局了，他的大好前程自然也一并葬送。但幸运的是，也正因为如此，他早早远离了这一场路线之中的风暴核心，不至于把自己的小命搞丢了。
现在，在联盟核心领导层中地位夯实的日丹诺夫同志也病故了，于是，对那些早就看不惯列宁格勒一切的人来说，彻底清理那一片污地的时间，自然也就到了。
楼下舞台上的演出开始了，第一个节目就是合唱《红梅花儿开》，这首杜纳耶夫斯基创作的歌曲，在全联盟享有盛誉，在如今的每一场大型演出中，几乎都会有它的曲调出现。
不过，此刻的维克托却是没有心情欣赏的，他坐在看台护栏边上，眉头紧皱，夹在指缝间的烟卷已经快要烧到手了，却是半点都没有察觉到。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维克托，而是政治局内大多数委员同志们的意见，”马林科夫在一旁继续说道，“列宁格勒的错误必须予以纠正，而且是从根本上予以纠正，我们不能允许修正主义的错误继续在那里蔓延，以薪水和收入的差异，来界定一个工人同志是勤奋还是懒惰的做法，是任何一名布尔什维克信徒都无法容忍的，这是在离间我们的工人阶级队伍，是在我们的内部制造矛盾，是在推动资产阶级的复辟，是试图在工人中制造新的阶级的阴谋。”
他这番话说的严肃而刻板，如果放在维克托前世的时候，任何一个人听了，都会说他是神经病的，但是在如今这个年月里，这却是一个严肃且值得深思的话题——毕竟有关“苗”和“草”的问题，还能引发一场全社会性的争论呢，更何况如今列宁格勒所出现的状况，究竟是苗还是草，依旧还说不太清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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