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西大营绵延十几里，营垒毡帐有序铺开，旌旗猎猎，鼓角不绝。
这一座大营里，除了朝廷刚刚选募出的三万靖边健儿之外，还驻扎着众多的胡部仆从军，数量也有将近三万之众。
这些响应朝廷征召而参与助战的胡部人马，虽然也临时驻扎在京西大营，但也并没有与大唐靖边健儿们完全混杂起来，而是隔成小营安置，彼此之间自有一道清晰的界线。
这一道界线，也并非完全都是人为所造成的，还有彼此之间迥然有别的军容气象。
大唐军队的军容自是威武严明，单单出身宗主国的身份便已经让将士们自豪振奋，更不要说这些靖边健儿们本就是京营禁军与民间精选出来的勇猛之士，哪怕不加精械武装，那一份气概也是豪壮至极。加以军令督导约束，更有一种令行禁止的铁血肃杀气象。
反观诸胡军伍，则就逊色得多。由于当下所驻扎的营垒本就是由大唐规划设置，当将士们被约束在营垒中的时候，还算是略有可观，可一旦有什么出入调令，那士伍混乱的画面简直就令人惨不忍睹，与乌合之众没有什么区别。
这么说也并不是贬低诸胡武力，大唐羁縻之下的诸胡势力本就杂多，各自部族情势如何也是差距极大。而且本身并不具备像农耕这样稳定的物资产出，自然也就谈不上拥有什么强大的武力组织。
因为游牧民族久为边患的缘故，许多人下意识都会觉得这些胡人武士们骁勇善战、威武不凡，但事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草原上的这些游牧民族其生活与生产环境本就不如中原皇朝这样优越，微薄的物资产出并不足以支持他们发展出强大的武力组织。
之所以每有强胡崛起、屡寇中国，这些胡族在强大之前，首先便经历了争斗、兼并与融合等一系列近乎养蛊一般的惨烈竞争，通过消化周边并存的势力来壮大自身，并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养成了各种作战的技术与经验，从而才具有了继续向外扩张的基础。
在此之前，拥有这种条件的乃是突厥，可是随着突厥覆灭，大唐的羁縻秩序覆及远近，类似能够在军事上对大唐形成威胁与挑战的胡部势力便少之又少了。
包括在东北已经强大许多年的契丹大贺氏部族，尽管在原本的历史上契丹造反给大唐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并遗留下颇深的隐患，可是在当下的这个时空中，朝廷能够通过正常的手段调度定乱，契丹同样不堪一击，尤其是大贺氏更是已经达到了亡族灭种的危险境地。
其实契丹的强大也离不开大唐朝廷的有意扶持，像是太宗、高宗两朝针对高句丽的作战中，契丹人都给大唐军队提供了一定的帮助。接下来无论是平灭靺鞨人的作乱，还是牵制死灰复燃的后突厥，契丹在相当长时间内也都充当了一个合格的打手。
在真正执掌天下之前，李潼对于大唐的羁縻政策曾经是颇有微词的，觉得过于宽厚忍让，明明具有彻底消灭对方的实力和条件，却偏偏留下一些余祸，给这些胡虏继续发展、积蓄实力以反噬大唐的机会。
可是当他在成为大唐皇帝之后，对于这一整套羁縻秩序才有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了解。所谓的羁縻并不是姑息养奸的纵容、忍让，而是要尽可能多的统合诸胡势力，从而对他们区域中的资源分配掌握绝对的话语权，使得区域中不会出现垄断所有资源的霸主级存在。
大唐的羁縻政策，非但不是恃强凌弱的单方面掠夺与欺压，反而是充满人文情怀的扶助与调和。这一套政策实施的标准，并不是看诸胡势力的强弱对比，而是看这些胡部势力谁能更恭从、谁能更贴合我的价值观。
存在于大唐羁縻秩序下的胡部政权们，弱小的不必战战兢兢的心存朝夕覆亡之忧，强大的也不可恃强凌弱、肆无忌惮的掠夺兼并。无论是强是弱，只要你们肯奉从大唐的道义，都能获得一片繁衍生息的空间。
所以唐太宗才被诸胡酋首们奉为天可汗，不仅仅在于大唐军队东征西讨、无可匹敌，更在于大唐这一份锄强扶弱的情怀。只要肯遵从大唐的指令与秩序，哪怕你只是部众不足百帐、领地不足百里的弱小胡酋，同样也能分得一块牧场生活下去。
如果要再作类比，那么大唐的羁縻秩序倒比较类同于西汉时期所施行的推恩令，只不过将这政令从国内转移到四夷进行实施。倒了一个东突厥，大漠南北却在东突厥的遗骸上发展出了众多的胡部势力。
虽然主观上来说，大唐就是要通过对周边区域的资源掌控分配、来确保周边不会出现一家独大的政权以挑战大唐的权威，但是在客观上，也的确是保全了众多的凭着本身力量并不足以维持生存的邦部势力。
应该说，大唐的羁縻秩序在当下这个中古时代，的确是最领先时代、也最宽大的统治政策。并不是一味通过野蛮的征服、肉体的消灭来干掉竞争者，而是通过资源的分配、让更多的势力参与进来，从而压制竞争者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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